法律与社会:从中国古代典雇妻女现象说起

典雇妻女现象作为古代中国独有风俗,从其产生开始就受到官方文化的否定,并逐渐被纳入法律禁止的范围。可是,严历的法律不但没有根除这种行为,典雇妻女反而作为一种民间的风俗习惯而普遍存在。为什么法律明令禁止却收效甚微?为什么典雇妻女之风俗普遍存在而法律却显得苍白无力?这涉及到儒家传统道德的影响力,中国古代立法的价值取向,国家法律实施的效果,风俗习惯的沉积和传统的经济运行方式。用法律去禁止人们为了生计而被迫采取的行为,固然会起到一定的功效,但法律的权威性必然要受到挑战,而有禁不止所带来的副作用,更会使法律的尊严受到破坏。

明清州县司法审判中的“人情”因素——以“一女二嫁”、“典雇妻女”、“买休卖休”案件为中心

明清州县官员在审理有关"一女二嫁"、"典雇妻女"、"买休卖休"案件时,其判决结果有时与法律制度有较大的出入。判决结果与法律制度的冲突在明清州县司法审判中是较为常见的现象。这些判决体现了官员们"顺人情"、"体风俗"的观念,是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基本特点。

略论中国古代典妻婚俗及其产生根源

典妻婚俗像一面多棱镜,经历千百年的历史传承和文化整合,折射出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社会群体对民间婚姻文化所赋予的不同理念。通过对典妻婚俗这一民俗事象的寻根溯源和剖析论述,可以窥视到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等诸多因素对中国婚俗的影响,并力图为典妻婚这一中国特有的婚姻形式从其产生、发展到衰落做出系统的解析和科学的论断。

特殊农业雇佣习惯法研究——以民国时期山东地区为例说明

民国时期农业雇佣关系的调整主要靠大量的习惯法,即雇佣习惯法。与一般雇佣习惯法相区别,特殊雇佣习惯法是雇佣制度与租佃制度、借贷制度、典当制度相混合的产物,它们主要表现为种地头、二八种地、带地佣工及典雇等制度形态。

元代两种婚姻形态的探讨

元代北方地区流行收继婚,南方盛行典雇婚,两种婚俗都是在经济利益趋势下的行为。父权、夫权、族权践踏了妇女的人格尊严与情感因素,元代妇女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处境进一步恶化。

试论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卖妻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卖妻成风,无论是官府的禁止还是民间的劝戒,都不能抑制卖妻风气的蔓延,卖妻导致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文从卖妻的状况、根源以及影响等几个方面论述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卖妻问题,不妥之处还望专家批评指正。

试论宋代略卖人口的几个问题

略卖人口是一种古老的犯罪活动。到了宋代,与发达的商品经济密切相关,略卖人口犯罪变得日益猖獗。略者这一犯罪主体扩大,成分复杂;略卖手段多样,强诱兼施;略者的活动地域扩大,内外兼行。宋政府针对这一犯罪活动制定法律,颁布勅令、诏书进行严厉打击。

《大明律》较唐律“轻其轻罪”、“重其重罪”动因浅探

关于明律的研究,有清以来不乏其人。纵观前贤的研究方法,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他们常常以唐律为参照系而论明律之得失。清代薛允升所撰《唐明律合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也然。在《唐明律合编》中,薛氏采取的方法是逐条比,其研究不可谓不详尽;在《历代刑法考》中,沈氏专列《明律目笺》,采用的也是逐条比。根据量刑轻重,而论其臧否得失,从而为后代开了唐明律比较研究的先河。薛、沈二氏的比较结论是“右唐左明”。薛氏的宏观结论是:“昔人谓太史公改《左传》、《国策》

明末的贩妻案怎么判

晚明虽然心学流行,但官方仍以程朱理学为圭臬。'生死事小,失节事大',对民众的桎梏仍属严重,但对底层民众而言,活着仍是第一要义,生的价值远胜过贞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