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养儿防老”观念的影响研究

目的:探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加深对老年群体养老预期的理解。方法:利用CGSS 2018年数据,使用Logistic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探究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养儿防老观念之间的关系,并对其中的异质性和影响机制进行探讨。结果: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的养儿防老观念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0.295,P<0.01),经替换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检验后仍然成立。结论:使用互联网会弱化老年人的养儿防老观念,这种作用效果对中等教育程度、城市地区的老年人更为显著,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提升身心健康水平、转变传统思维定势和增进亲属间沟通来对老年人的养儿防老观念产生影响。得到的启示是加快健全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依托互联网技术实现养老产品和服务多样化供给,让老人无障碍享受互联网技术红利。

“养儿防老”:生命历程理论下农村女性教育期望形成与实践逻辑——一项基于“母亲”口述史研究

教育期望是帮助子代实现阶层流动的关键因素,但养育观念的阶层分化使底层农村劳动家庭教育期望遭遇质疑。研究基于生命历程理论以13位农村母亲口述资料分析农村母亲教育期望变迁过程,探索教育期望形成与实践背后的历史性、结构性与文化传统等深层原因。农村母亲教育期望整体上经历了危机、发展、实践三个阶段。农村教育观念滞后、重男轻女与早婚传统、繁重的家务劳动使农村母亲教育期望在早期充满危机与不确定性,高度依赖外界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活环境变化。农村母亲以“苦难”为教材,形成“给你自己读书”和“为我争口气”的教养方式,达成“养儿防老”所需的道德约束和经济基础。教育期望单方面的转移交卸、局限于教育带来经济回报的教育观念和以“养儿防老”为教育期望形成与实践逻辑是底层农村劳动家庭教育期望被质疑的根本原因。

“养儿防老”还是“传宗接代”?——老年人对子女的角色期待及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天津市居民养老观念及需求调查”数据考察老年人对子女的角色期待及其影响因素,重点分析儿子养老角色、男系姓氏传承角色和家庭扩展角色期待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子女尤其是儿子的功能在当今社会已发生明显变化,在其养老价值不断弱化的同时,文化性和再生产性传宗接代功能相对凸显;个体资源、子女结构和代际支持以及社会养老资源等因素均显著作用于老年人的儿子养老角色期待;而男系姓氏传承角色和家庭扩展角色较强地抵制了诸多个体和社会因素以及文化观念的冲击,是一种根植传统伦理观的认知沉淀;女儿的养老和传承作用的增长对儿子价值产生了冲击。建议加强对家庭养老的支持,推进社会养老服务发展,保障老年人的多元性养老选择,并为生育选择重新赋予孝道主导和性别平等的生育伦理,强化子女的文化和情感价值。

养儿防老观念和农村青年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3)的经验证据

采用CGSS(2013)数据,本文实证结果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养儿防老观念增加了农村青年意愿生育数量并增加了对男孩的偏好;2.低收入和低教育程度的农村青年养儿防老观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大;3.收入增长、教育提升和社会保障完善对养儿防老观念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本研究认为养儿防老动机当前仍然是农村居民多生多育和性别偏好的重要原因,而随着收入增长、教育提升和社会保障的完善等经济社会的发展,养儿防老观念的弱化可能会对农村居民生育意愿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公共决策部门应持续加强农村地区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以应对未来农村地区可能出现的少子化带来的养老难题。

养儿防老、多子多福与乡村老人养老倾向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数据,对养儿防老中的"儿"和多子多福中的"子"进行概念界定,采用Logistic模型和Ordinal 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养儿防老、多子多福这些传统观念的现实意义。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农村老人晚年幸福生活而言,有无子女比有无儿子更重要,有无儿子对农村老人晚年生活满意度影响依旧较为明显;多子女会增加农村老人对晚年生活的整体幸福感,但儿子数量这一作用并不显著,多子多福不再特指儿子;有配偶,身体健康的农村老人更倾向于独立养老。

农民“养儿防老”观念的代际差异及转变趋向

文章基于2009年全国10个省份千户农民的调查数据,利用逐步回归技术和交互分析方法,实证分析农民"养儿防老"观念的代际差异及其转变趋向。结果显示,农民"养儿防老"观念表现出显著的代际差异,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养儿防老"观念呈现出明显的弱化趋势,而"养女防老"观念正在农村悄然兴起。农民"养儿防老"观念受多种因素影响,并且代际差异明显。"养儿防老"观念重点转向"依靠自己",但"依靠子女"和"依靠社保"也成为农民应对老年生活风险的重要策略,农民养老保障策略的"三足鼎立之势"已经显现,即以"依靠自己"为主,以"依靠子女"为基础,以"依靠社保"为补充的福利三角框架。

“养儿防老”还是“以地养老”: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分析

家庭养老仍然是当前我国农村主要的养老方式。江汉平原J村的实地经验表明,家庭养老中"土地"的重要性大于"儿子",大部分农村老人是"以地养老"而非"养儿防老"。土地对于老人的意义体现在三个层面:解决了老年人的生活问题、维护了老年人的家庭地位、为老人提供了一种休闲娱乐方式。当前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冲击了"以地养老"模式,加剧了家庭养老的危机,因此,应谨慎推行。

老年人“养儿防老”观念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

文章以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为依托,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对老年人是否同意"养儿防老"观点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对"养儿防老"观点持赞同态度的老年人仍占主体。人口特征层面上,相较于城市老年人,农村老年人更同意此观点;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上、自评健康状况好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同意此观点。家庭层面上,家庭规模越大,越倾向于同意此观点。社会经济特征层面上,拥有更多住房、养老保障金及年收入更多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同意此观点。

农民“养儿防老”观念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来自2012年新疆十三个地州市的农民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技术,分析农民养儿防老观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持有养儿防老观念的农民占大多数;农民个体层面的性别、婚姻状况对养儿防老观念无显著影响,民族、健康状况、文化程度对养儿防老观念有显著影响;家庭层面的家庭关系和家庭规模对养儿防老观念无显著影响,家庭收入和有无儿子对养儿防老观念有显著影响;社区层面的农户类型、社区身份对养儿防老观念无显著影响,职业类型对养儿防老观念有显著影响;地区层面的新型农保对养儿防老观念无显著影响,村经济情况、交通状况、新农保缴费标准对养儿防老观念有显著影响。

“养儿防老”及其检验:基于安徽的经验研究

为检验农民对于"养儿防老"理念的认知行为,笔者对霍山、蒙城、和县和广德4县457名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基于调查数据,建立了Logistic检验模型。研究表明:子女是否外出打工、主要收入来自于种植业和养殖业以及地区虚变量霍山对于农民"养儿防老"认知行为有着正向显著影响;文化程度以及地区虚变量和县对于认知行为有着负向影响。最后,指出"养儿防老"依然十分重要,并有助于农村多元化养老保险制度的形成。

从“养儿防老”、“单位养老”到“社会养老”的转变

“养儿防老”是工业化社会以前家庭为依托的养老方式,“社会养老”是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依托社会制度安排的养老方式,从“养儿防老”到“社会养老”是随着生产的工业化进程逐步发展演变而来的。我国现在正处于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和工业化向纵深发展的特殊时期,与之相适应,就存在着城镇由“单位养老”向“社会养老”的转变和农村由“养儿防老”向“社会养老”的转变。面对即将来临的老龄化社会,我国解决养老问题要调动个人、企业和政府多方的力量。

“养儿防老”观念的后现代主义解读

文章在田野工作所获得的材料和体验基础上,全景式展现了女性在目前农村社会生活当中赡养老人的真实情况;同时根据后现代社会理论家布什亚关于符号与真实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和有关符号和真实等概念,对目前农村性别偏好现象进行了另类解读。

“养儿防老”历史变迁破冰之旅——沙河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工作调查与思考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继取消农业税后又一项重大的惠农政策。该项政策标志着农村众多家庭将告别数千年的“养儿防老”固有模式，从而逐步过渡到社会养老，此举意义非凡，它预示着全民社会养老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扑面而来，新农保这艘“惠农巨轮”正式开启其破冰之旅。

论“养儿防老”与“储蓄防老”的替代与互补

伴随着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出台,我国的人口结构调整影响着我国传统养老观念。"养儿防老"与"储蓄防老"作为当今事实上两种典型的养老模式,存在着替代与互补关系,这两种方式的关系研究再次成为养老领域的热点话题。本文以理性人等假定为前提,运用个人最优养老选择模型和实际"联合决策"的养老选择模型定性分析了个人最优养老选择决策,得出的结论是:决策者为达到一个更高的老年生活质量,需要"养儿"和"储蓄"两种方式互补进行。

农村“养儿防老”模式何以陷入窘境?

传统家庭"养儿防老"模式一直居于核心地位,但如今却面临诸多困境。首先,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出现大量核心家庭,家庭养老保障的人力基础被削弱,加重了独生子女养老负担。其次,农村大批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引起的代际居住分离动摇了家庭照料基础,外出子女价值观变化又淡化了"养儿防老"观念。再次,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引致病残压缩和病残扩张效应在老年人群体中并存且产生协同效应,致使"养儿防老"风险凸显。最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人群分割又弱化了部分家庭经济供养功能。为保障老有所养,应从观念上重视并发挥家庭养老的核心功能,健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底线公平的养老保险体系。

“养儿防老”和农村育龄青年生育意愿关系的实际考察与分析

老年人口的生活现状如何,不仅影响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各个方面,而且对正处于生育年龄的青年来说,可以产生反馈作用,对我们能否搞好计划生育有很大影响。我们就这一问题作了访问调查。

养儿防老还是养女防老?--子女规模、性别结构对家庭代际赡养影响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4年数据的实证分析,从“养儿防老”和“养女防老”的子女性别角色入手,深入探讨子女规模和性别结构对子女给予父母经济、生活和精神等各方面支持的影响及其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中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多子多福”的观念在现代社会仍然存在,尽管子女数量的增多仅增加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的可能性和程度,并没有显著增加子女对父母的精神慰藉支持,甚至减少了子女对父母的生活照料支持,但从代际赡养的结果来看,子女数量越多,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越高,无论在城市或农村都具有一致性;同时,“养儿防老”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尤其是在农村,养育儿子越多,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会有所降低,但并没有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而且女儿在父母养老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此外,子女数量同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子女提供的各类支持都显著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浅谈农村生育观与养儿防老

生育观是人们对生育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一种支配人们生育行为的观念,它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人类生儿育女到底是为了什么?其次是人们在生育子女性别组合上的观念,即生男生女的问题。国外人口学家把它叫做性别偏好(Sexpreference)。最后则是人们在生育子女数量上的观念,即生多生少的问题。我国是一个以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村人口生育观的转变,对农村人口的控制有着重大的作用。

人口负债背景下“养儿防老”新政的研究

上世纪末以来,中国人口红利的存在推动了经济增长,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人口红利”将逐步演变为“人口负债”,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制也受到了威胁。本文首先构思出一种新型的“养儿防老”保险,探究生育率与“养儿防老”保险制度的内在联系;随后以合肥市为研究对象,对问卷调查的结果采用二元Loj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最后研究结果表明新型的“养儿防老”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高生育率。在得到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不断完善养老保险的同时提高生育率的建议与展望。

“养儿防老”观念影响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因素辨析

从个体主观意愿视角理清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行为机理及影响因素,对提高商业养老保险实际参保率、响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单因素交互分析、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以及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实证检验了“养儿防老”观念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养儿防老”观念会抑制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深入探究“养儿防老”观念影响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内在逻辑,发现传统“养儿防老”观念的强干预机制将使居民对不同养老方式的需求陷入内生性需求与表达性需求的矛盾之中,进而制约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为此,新时期应持续以居家养老为基础创新和发展社会养老产业,继续普及正确的养老观念,同时将发展第三支柱作为新时期养老工作的重要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