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差”与宋代官制演进中的权力关系——以添差官、侍从官和兼官为例

“恩差”,是宋代官制中的一种权力关系特征,形成于君臣之间的权力互动,具体到政制中,即“恩典”与“职差”,前者侧重于皇帝的优宠与拔擢,后者侧重于具体政务的处理。由于宋神宗朝的政治实践,添差官在出现之初便作为皇帝“恩差”而具有恩典性与职差性。侍从官群体较为复杂,其“恩差性”始终交融,但元丰改制前后亦有不同的侧重。兼官最初则主要集中于恩典性,无职差性,随着元丰改制的推行,兼官获得了职差性,从单纯的皇帝“恩典”转变为皇帝“恩差”。在之后的制度演变中,添差官开始逐渐融入地方官僚系统中,“恩典性”趋于消亡。侍从官由于职事侍从官群体的扩大,开始从“言语侍从”转变为“有司之臣”,职差性大大增强。存在于中央高层官僚中的兼官,则因改制后职事官的恢复,塑造了新的权力结构。以权力关系为视角,探讨非常规制度的常规化,或可展示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

南朝兼官制度新探

南朝时期官员以兼官形式任职,具有特定的制度涵义。兼官是在职位位阶与官员本资不相一致情况下的任官形式,这一制度模式使官员选用得以重职事、任才能、久职任,体现出"因官择人",而非"因人授资"的制度逻辑。在此时期官僚品位因素占主导的历史条件下,兼官相对独立于官资的制度设计,为王朝体制的有效运作注入了以职位因素为取向的活力。

北宋前期宰相本官与兼官制度考论

北宋元丰改制前,宋朝施行官、职、差遣分离制度。在官僚集团中作为最高级别的宰相,其列衔仍然有官、职、差遣的区分,官员会以不同的本官拜任宰相,拜相前本官品级的高低、拜相次数都是影响拜相时所带本官高低的重要因素。宋太祖朝以后,初次拜相时官员所带本官通常偏低,这与宋朝帝王的权术、时局变化有关。任相期间,宰相本官会发生相应的迁转,迁转速度不固定,但迁官顺序则有相应的规定,迁官原因多与国家政局、皇帝态度息息相关。罢相降官的情况不多,且罢相时所除本官都不低于六部侍郎。宰相兼官实质上是本官(寄禄官)之一种,"兼"字仅作系衔之用。"侍中"虽为宰相称谓,但侍中衔宰相仍带"平章事",这与"平章事"成为任相的主流以及宋人认知观念密切相关。

唐末至宋初定难军节度使及其僚属的兼官与带职

唐末至宋初党项定难军节度使政权的兼官带职现象,主要有使府幕职内部兼官和带职京衔两种。在定难军使府内部,属于文职僚属的判官兼任掌书记和衙推兼任属州长史较常见;武职兼官以押衙为主,其兼掌范畴较为广泛,武职兼官的阶官化特征较文职发达。自节度使以下,夏州幕职加带的京衔有检校官、试官、宪衔三种,具体带职基本与《三朝志》所见宋初规定的阶品相符;在奏赐绯鱼袋与检校官的初授、迁转方面,中央对定难军文职幕僚和李氏家族均有额外优待。西夏职官制度中存在的寄禄官与职事官、差遣官之分,一定程度上应承袭自定难军幕职官制。

宋代吏部尚书兼官研究

宋代吏部尚书兼官在元丰改制后分为经筵官、修史官、诸阁学士、六部、临时性礼仪官、两制官、门下省、地方官、东宫官、中书门下附属官、九寺五监门、三省附属官等,其中以经筵官与修史官为主,各自又分别以侍读与(同)修国史、(同)实录院修撰为主;其他兼官虽然数量不多,但各个门类还是呈现出一定特点。以地域考察,吏部尚书兼官主要集中在京师。许多兼官往往不能单独作为官职出现,因此对吏部尚书本职工作影响不大。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兼官大量出现,由有能力而又能够把相应职务做好的官员来兼任该职务,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的进步。

试论春秋时期的兼官行人

春秋时期许多诸侯国设有专官行人与兼官行人。兼官行人的活跃,是时代与个人双重作用的结果。兼官行人为维护国家利益作出了不懈努力,他们逐渐替代专官行人出使有关诸侯国,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

金代六部尚书兼官现象考论

金代六部尚书是分掌六部事务的长官,其兼官现象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金朝的政治特色。金初六部尚书的兼官情况带有深刻的“女真旧俗”烙印,反映出金初六部体制发展的不完善。在官制汉化改革逐渐完成和内部局势趋于稳定后,金代六部尚书的职权实现正常化,此时的金代六部尚书兼官现象可分为“量才而授”和“品职分立”两大类型。“量才而授”的兼官现象还可再细分为“官职执掌取向”和“官员素质取向”两种;“品职分立”的兼官现象则体现出金代六部尚书的“品位化”趋向,这类兼官现象是金朝职官制度发展的新产物,且对金朝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金朝宰执官员兼官问题探析

金朝宰执官员在担任本官之外,仍兼任其他官职。从金建国之初的特殊宰执——诸勃极烈到后来正式的尚书省宰执,都是掌握金朝国家最高权力的官员集团,金朝宰执通过兼任其他官职来扩大其权力范围。金朝宰执官员的兼官类型可具体分为常规兼官和特殊兼官两种。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建国之初率先给诸勃极烈授予军事性兼官。此后,宰执官员兼官成为制度被继承下来,并在整个金源一朝盛行,对金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朝兼务官养廉银小议

清代官员在正常的俸禄外增加养廉银后,对于官员的兼职也给予一定数额的养廉银,即所谓"兼任养廉"。兼任养廉是清代养廉的一种特殊形式,作为兼务官,除了自己本职所得的养廉银之外,还获得所兼任职位的养廉银。兼务官的养廉银依据"增事则增养廉,事毕则停养廉"原则支给,一定程度体现出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清代前期官商研究

清代前期,在社会经济方面需要研究的问题不少,而官商问题,就是其中值得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就它的活动情形、特点及其作用,作一些初步研讨。清代官商,有官衙以巨资经商或开当放债;有皇室、藩王、贵戚、官僚筹兼商;有兼任职官或兼虚衔的商人经商.诸凡官兼商,商兼官,利用政治权力或倚仗政治权力而进行商业活动者,都应目之为官商,属于这个问题的研讨范围.

古人论不宜兼职

一人身兼数职,古已有之。虽然在某些时候是不得已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总的来说是弊多利少。所以,很早就有人不赞成这种做法了。先秦著名思想家韩非是主张中央集权的,同时,他也较早地提出了官吏不宜兼职的思想。《韩非子·用人》论及了这一问题:“人臣皆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位,而莫怀余力于心,莫负兼官之责于君”。韩非认为作臣子的都应衡量自已的能力去接受官职。对自已担任的职务既要胜任,又要全心全意,不遗余力,不要负兼职的责任。在他看来,这样做至少有两条好处:一是“使事不相干,故莫讼。”

为一位大学生村官点赞

一见面,怎么也没想到我的采访对象竟然是临产状态。沈阳市雷锋研究会委托我采访吴书香,于是我走近这位大学生村官。作为辽宁省2008年首批大学生村官,吴书香现任沈阳市苏家屯区八一街道团工委副书记兼官立堡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是一位出生于1985年的城里姑娘,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专业。从预约的采访主题谈起,吴书香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青春篇章的馨香。坐热"冷板凳"——吴书香当村官先当村民。

论西汉谏大夫

谏官沿革源远流长,舜时有"纳言",商朝设"司过之士",周朝立"保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纷设立专职谏官,齐设"大谏",楚设"箴尹",郑设"司直",赵设"司过",均掌谏王恶。秦朝设立谏大夫,但没有发挥其谏诤作用。西汉初制度疏阔且极少兴革之事,直到武帝时,重新设立谏大夫,职掌议论及"诏令所使",选任方式多种多样。谏大夫为无印绶的散官,由于长伴君前,往往受君主赏识而给予其兼官,兼官职掌具体而广泛。从西汉谏大夫到东汉谏议大夫的转变,其经历一个过程,并非由光武帝直接设立谏议大夫而实现其转变。

古代受救助者的幸福归宿

近日,看到了一些拾荒人员蜗居的新闻,感触颇多。好在有些单位和个人已经给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让他们有了固定的收入,走出了平困的生活。那么古代都是如何对待流浪乞讨和贫困人员的呢?在唐代以前,没有形成较好的救助机制,主要是以赐给衣食等实物为主,治标不治本。到了唐代以后,除了仍发放实物外,还探索设立了收容贫老、乞讨流浪人员的专门机构。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玄宗下令"断京城乞儿。

北宋前期宰相官衔新探

北宋初至宋神宗元丰改革官制以前,宋朝中央政府(中书门下)一直以他官(本官阶)加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之任。门下省之长官"侍中"只是宰相进官加恩的一种兼官,北宋前期并未出现直接以"侍中"拜相而不以"同平章事"系衔的情况。

明朝的官制(五)

加官、兼官、勋、爵和散官做为统一的明王朝,要统治中国这样大的区域,它的官僚机构和职官,必定也是庞大、完整而复杂的。除以中央官、地方官、监察官、内阁与宦官为主干外。

唐代文献中之“监察使”辨误

官制是解读古代文献的一把钥匙,但因其本身的复杂性,职官之名在千百年的文献流传中,也时有混淆、错乱现象。唐代文献中之"监察使"一名即属此类,今略作辨析于下:《旧唐书》卷二五《礼仪志五》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