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袁世凯奏辞八项兼差问题考订

1906年11月官制改革失败后袁世凯奏请开去八项兼差一事,对此史书记载及学界普遍认为是被迫之举。"被迫说"之外,还有论者认为袁世凯所辞却的兼差有名无实,亦有将"被迫说"与"有名无实说"合而为一的。其实,袁世凯奏辞兼差不能一概而论定为被迫之举:一是袁世凯并不愿意督办津镇铁路,二是他积极移交兼差事宜,一言一蔽之,有些兼差是袁世凯所乐意辞却的。官制改革后袁世凯的兼差亦非有名无实,这可从袁世凯对兼差的看重与在将交通方面的兼差移交给邮传部之后仍试图予以控制的行为中,当可洞悉端倪。

兼差大过本职:李鸿章与“北洋大臣”的职分转换

1870年11月12日,清政府的对外官制有重大调整,三口通商大臣被裁,直隶总督李鸿章授钦差,兼理通商事务,即在直隶总督的本差之外,兼任北洋大臣,一身二任,治内御外,治所也分为保定和天津两处。此乃清朝官职前所未有的特例,预示着清朝外交的变通,复成为"北洋"概念转换的节点,并开启汉族大臣介入晚清外交的新局。北洋大臣事同创始,责任綦重,成为具有处理国家外交、国防、兵工性质的职衔,职掌范围远远超过直隶总督。李鸿章身后,"北洋"的概念又有流变与放大。

袁世凯奏辞兼差问题考订

学界对于袁世凯的研究,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谓"翻案式"的观点反正之沦落,颇形萧瑟。因此,重建史实至为关键。以兼差问题为例,袁世凯自任直隶总督以后,先后五次上奏请辞,其理由归结起来:一是身体羸弱,力不从心;二是兼差太繁,难以兼顾,分身乏术;三是释贪权之疑;四是兼差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责有专成,或基本就绪,而无须分担。上述理由应属切实无疑,由此进一步思考,则可对袁世凯的权利观有新的认识,从而订正学界的固有成见。

政府管制与医生兼差的激励机制: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视角

本研究利用激励理论中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来探讨医生兼差(即医生"走穴")现象的微观激励机制,进而分析政府管制制度或行政管理措施对兼差者效用的影响。主要研究发现表明:(1)在医疗行业,政府对兼差行为的管制具有内生性,即受到薪酬制度中激励机制的影响;(2)简单的兼差禁制令,由于忽略并扭曲既有的激励机制,会经常失效;(3)在适当激励机制下,医院管理行为远比政府管制对兼差负面影响的约束力更大。

收入分成制度与医生兼差的激励机制: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在我国,公立医院大多实施一种强激励型薪酬制度,即固定底薪+分成制,具体表现在医院对科室创收的管理上。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若管制者-管理者禁止医生兼差(即走穴),那么医生有可能会在高难度、不确定任务的完成上丧失积极性。相反,若医院管理者适当约束医生将精力投放于边际效用最大化的医疗活动,那么默许兼差也能带来双方效用的提升。因此,对医生采取强政府管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都大可怀疑。医院管理者一般远比政府管制者对医疗服务以及相关医生的行止有明显的信息优势,让前者而不是后者对医生兼差实施更适当的激励机制,更为可行。

风的兼差

十月里 风又找了一份新的兼差 在路上呼啦啦地发着

为墨家“兼爱”正名——论“兼爱”之为“无私有差”而非“爱无差等”

墨家“兼爱”原为一种基于“义”的“无私却有差之遍爱”。其与儒家仁爱之区别不在于关爱的“分量或次序”上有无差等,而在于是否立基“亲亲”以及是否蕴含私爱之倾向。学界之所以长期将其误解为“爱无差等”,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对《墨子》文本的误读,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未能准确理解“兼”与“兼爱”的字词义涵,将“合并”与“普遍之爱”的本义误解为“平等”与“平等之爱”。第二,未能恰当把握“兼爱”的思想缘起,将其所针砭的极端自私之“别爱”淆同于儒家式的“差等之爱”。第三,未能充分认识“兼爱”的实施标准,将其所一贯遵循的基于“义”的无私却有差之遍爱错当作后期墨家“爱无差等”的变型。第四,未能深入分析“兼爱”的理论依据,将其所效法的天志与圣王之“普遍爱人”混漫于“平等爱人”。第五,未能审慎辨明“兼爱”的具体表述,不仅将有关“兼爱”的语句误解为“爱无差等”,甚至将与“兼爱”无关而为墨家所批判的观点也视为墨家之“爱无差等”主张。

220kV主变变高侧开关失灵启动回路的设计

PCS-915AB与RCS-915AB型母差及失灵保护装置分别是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的新老两代产品,其主变变高侧开关失灵判别功能存在差异,对应的失灵启动回路的设计也需有所变化。为此,结合旧式的RCS-915AB型母差兼失灵保护装置及新型的PCS-915AB型母差兼失灵保护装置的原理,探讨了220 k V主变变高侧失灵启动回路的设计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