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并审查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

我国《反垄断法》赋予商务部在兼并审查上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控制机制,商务部兼并审查的自由裁量权有在合法性的遮蔽下走向滥用,存在作出恣意、武断的不合理裁决的危险。完善兼并审查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制度,应该采取体系化的建构思路,实现从规则到原则的控制;设计参与式的程序规则,实现从公开到民主协商的控制;完善可问责的司法审查制度,实现从合法到"合理"的审查。

论中国的跨国兼并审查——兼评西方对中国《反垄断法》的观点

美国和欧盟有非常成熟的兼并审查制度。2008年中国的《反垄断法》正式实施,其受到了西方的广泛关注。中国的兼并审查在实体标准和程序机制与美国和欧盟既相似,又有区别。由于中国的历史、目标和当前的问题明显不同于美国和欧盟,因此《反垄断法》在审查兼并所考虑的因素方面已超出了兼并的竞争效果的范围,而包括了兼并对"竞争者"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国际社会应给予中国发展和完善反垄断法的空间,使中国能够在不对国际商业施加负担的情况下实现其特有的目标。对于兼并审查的程序,中国应考虑发展和明确申报体系中有关"控制"的标准,并在条例中规定下来,使其更加可行,以达到在不对国家主权造成侵害的前提下减少对跨国兼并威胁的目的。

试论我国兼并审查标准的选择

兼并审查标准是反垄断当局权衡兼并的反竞争效应和效率增进效应的依据。我国反垄断当局应该在遵循经济学原则和法律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加权剩余标准的观点。该标准以消费者和生产者各自的平均财富水平为基础,对总剩余标准的权重进行某种修正.:赋予富者较低的权重,而赋予穷者较高的权重。兼并审查当局依据修正后的权重来加总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并决定兼并是否被批准。

效率纳入企业兼并反垄断审查中的国外政策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企业兼并可以导致反竞争效果也能够产生效率,因此很多国家和地区将效率纳入企业兼并反垄断视野中,在企业兼并反垄断审查中增加对效率的分析。效率纳入企业兼并反垄断审查中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效率纳入企业兼并反垄断审查中的条件要求,不同效率类型纳入企业兼并反垄断审查中的认可状况,效率纳入企业兼并反垄断审查中采用的方式,权衡效率与反竞争效果的社会福利标准。国外的不同政策对我国有重要启示。

国际反垄断法和全球经济——对美国国际竞争政策咨询委员会给美国司法部最后报告的评价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 ,竞争问题也具有了跨国性质。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了竞争问题必须通过国际手段进行解决 ,但国际社会关于竞争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机制进行规范。美国司法部任命组成了一个由 12人组成的专家小组对国际竞争问题 ,特别是国际兼并审查、国际反卡特尔合作和贸易与竞争的关系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并提出了关于这三方面建议的最后报告。最后报告提出的建议是一种“软协调”制度。其虽然没有国际约束力 ,但在现阶段这种制度却是较为可行的。

我国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审查与执法者的“行为性救济”偏好分析——兼论专利密集领域的执法困境

防止经营者集中活动对市场竞争效率的潜在危害,是各国反垄断立法、执法的主要目标,结构性和行为性救济就是对这类行为的主要干预方式。本文利用手动汇总的经营者集中案件数据库(2008—2016年),对我国商务部反垄断局的救济决定及其行为化偏好进行了初步的计量检验,主要发现有:救济与否的决定与兼并案件关联市场的集中度、参与者市场份额、是否纵向兼并和股权收购的比例显著正相关;一个兼并活动被施加行为性救济的力度则与所在行业的网络特性、参与者的市场占有率和股权收购比例有关联。这表明,商务部的经营者集中救济行为基本上符合我国反垄断法设定的"单边效应"和"协调效应"原则。本文对专利密集型产业执法实践的案例分析,也揭示出在反垄断法执行权力分割配置的背景下,行为性救济低效或无效的事实和成因。基于此,建议统一和集中三个反垄断执法部门的权责范围,并制定公开、透明和可实施的救济机制,强化竞争中性原则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