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龙云欲兼领黔地致陈布雷“哿”“马”两电年月的订正——兼论龙云兼领黔地事

云南省档案馆编《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云南部分)》一书中,有两件龙云致陈布雷电,即"哿"电和"马"电,选编者括注其为1935年11月所发是错误的,从电文中提到的发表李宗仁为三省边区司令等关键信息点,可以判断两电应为1936年1月发出。两电内容牵涉的是龙云要求兼领黔地的历史问题,这一问题牵涉南京中央与西南各实力派的复杂关系。兼领黔地,其形式是要求设立绥靖公署。龙云要求设滇黔绥靖公署,始于1935年5月,成于1936年8月,其间经历了中央"剿匪"第二路军司令部、滇黔"剿匪"军司令部的过渡,在两广事变中才实现。

20世纪30年代滇桂“兼领黔地”之争

20世纪30年代初的西南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区域化景象,各省于地方自立且彼此保持均势,同时又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抗衡中央势力的渗透。其中,贵州在西南政治格局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于谋求政治统一的中央政府以及力求维持地方利益的川、滇、桂三省来说,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红军长征途经黔地,给蒋介石势力进入贵州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亦为解决困扰国民党中央政府多年的西南问题找到了突破口。为此,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围绕着对贵州的控制展开激烈角逐。结果,中央军搞垮黔系王家烈,实际控制了贵州,达到"扼桂图滇"的效果,又以"兼领黔地"权限之争离间滇桂之关系。此时的贵州,不仅成为改变西南原有政治格局的关键,而且折射出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