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清代补服兽饰的IP形象产品设计

清代补服禽兽图案是织绣技艺与审美的体现,有着极高的工艺价值和艺术价值。兽饰图案既是古人对装饰艺术审美的表现,也是吉祥安定美好寓意的传达。阐述了清代补服中兽饰图案的艺术特征,分别从造型、构成形式和色彩进行分析。以补服中的虎图案为例,对虎的图案及色彩构成要素进行解构与设计创新。最后将补服中的虎图案与现代流行的IP形象相结合,应用于日常产品设计中。浓厚的传统文化元素丰富了产品内涵,对传承与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兴隆洼文化头盖骨牌饰研究

头盖骨牌饰在兴隆洼文化中出土数量较少,但其往往出土于墓主人贴身的位置,以及所用材质的特殊性,表明头盖骨牌饰与祖先崇拜有着密切关系,是原始宗教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器物之一。三件头盖骨牌饰分别代表了人面饰、臂饰、祭祀法器三个系统。祭祀法器随着红山文化的消亡,也渐渐失去其原本的作用而消失。人面饰和臂饰则在文化交流中进入中原地区,并发展为青铜人面像和青铜兽面牌饰。青铜人面像在商周时期进一步影响到四川、陕西等地,使当地出现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人面像;在汉代其作为百戏中的面具和仪式面舆继续流传,并衍生出了丧葬面具这一功能,而这一功能在辽代墓葬中亦有发现。臂饰与人面饰的发展脉络基本一致,商周时期其功能也一直被保留,被用于作为彰显身份地位的礼仪性用具且与宗教祭祀活动有着一定关系;秦汉时期,臂饰发展为臂鞲,更注重实用功能,并得到广泛流传;但是其最初的作用并未消失,至辽代仍可见用于彰显身份地位的礼仪性臂饰。

城固出土5件商代青铜兽面饰的无损分析及初步研究

为对陕西城固出土的青铜兽面饰的保护修复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进一步揭示其所蕴含的制作技术和相关考古学信息,采用X光探伤仪、超景深显微镜、X荧光能谱仪及显微共聚焦激光拉曼光谱仪对5件商代青铜兽面饰进行了无损分析,分析结果显示,2件为锡青铜,3件为铅锡青铜,兽面饰表面铜锈以孔雀石CuCO_(3)·Cu(OH)_(2)为主,局部见赤铁矿Fe_(2)O_(3)、纤铁矿γ-FeOOH和钙质层CaCO_(3)。分析结果为这组青铜兽面饰的保护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根据检测结果,对兽面的铸造工艺、补铸痕迹、铜料配比、小孔的制作工艺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并与殷墟及老牛坡出土同类型器物进行了类比,从而得出了这一地区兽面饰的工艺、风格与该地区铜器整体风格一致的结论,为从材料与工艺层面认知“城洋铜器群”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奉节宝塔坪遗址出土“兽面挂饰”功能再探讨

近年来,类似奉节宝塔坪遗址2001ⅠF4“兽面挂饰”的遗物多有出土,笔者据其形制、出土位置和伴出遗物等,对比隋代明器陶屋、唐代懿德太子墓的石椁等正脊脊端的兽面脊头瓦装饰和推测为“吞口”的相关考古材料,认为其应为唐代装饰于房屋正脊上的兽面脊头瓦,而非吞口。该“兽面挂饰”应为目前所公布的考古资料中唯一能够确认放置于房屋正脊处的出土脊头瓦实例,对于研究古代建筑脊饰具有重要价值。

商代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

商代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杨育彬，孙广清中华大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从遥远的古代起，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在这辽阔的土地上，创造了旧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文化。公元前２１世纪夏王朝的建立，是青铜文化的初创阶段，表明中国开始进入了人类历史的文明时代。公元前...

百宝嵌花果紫檀盒漆器清乾隆(1736-1795年)

高6厘米,宽22厘米,长27.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百宝嵌是在金属、木质或漆胎器物表面镶嵌多种珍贵材料的一种特殊工艺。学界普遍认为百宝嵌由明嘉靖时期扬州漆工周筑(一说名周翥)所创,并将这种工艺称为“周制”。但是,1984年秋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都城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表明,宝石镶嵌工艺的源头可追溯到3500多年前的夏代。

夏代的礼制与礼器

20世纪20年代,安阳殷墟的发现证实了汉朝史家司马迁记述的商王朝的真实性,50年代,商朝城址—郑州商城的发现,使一些敏锐的学者意识到寻找比商文化更早的夏文化遗址的可能性。北京大学的邹衡先生最早对学术界普遍认为的二里头是早于郑州二里岗的早商文化的论断提出了怀疑,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