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向超越”背后的哲学意蕴——陶渊明和他的四个“世界”

陶渊明是一个有着哲学禀赋的诗人。他的文学世界是一个想象世界,同时也是哲学世界,诗人在他的文学世界里营造的生存世界有着鲜明的层次性,记录着诗人寻找灵魂突围的心路历程。从他的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的生存世界可以分为俗务世界、田园世界、死亡世界、桃源世界。这样的世界鲜明而真实地存在于诗人的诗文和心灵当中,诗人以有限而超越有限,也就是实现"内向超越",反证着诗人诗文创作的哲学品位,也反证着诗人探寻灵魂出路的痛苦经历以及其诗文创作所达到的哲学高度。

幸福、修身与内向超越

经济学家发现,虽然一个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但人们的幸福感并不会提高,这一现象被他们称作"伊斯特林悖论"。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悖论,人生永远都是苦乐相伴的。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都不可能增加人类的幸福,而只能改变人们感受苦乐的具体形式。幸福生活必定包含很多快乐时光,但也必然伴随一些痛苦和烦恼。内向超越和外向超越是两种基本的追求幸福的途径。内向超越即改善自我、提升自我;外向超越即改造世界、征服自然。中国古代文明激励人们以内向超越为本,而现代工业文明一味激励人们外向超越。儒家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就是内向超越。激励内向超越的中国古代文明较好地约束了人们物质贪欲的膨胀和征服性技术的发展,从而没有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因而是可持续的。一味激励人们贪得无厌地追求身外之物的现代工业文明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因而是不可持续的。现代人若想走出现代工业文明的深重危机,必须学会内向超越,且优先重视内向超越。

从《孟子》看轴心时期儒家思想的内向超越

古典儒学在经历了轴心时期一系列哲学突破之后,形成了一个与现实世界"不即不离"的超越世界,并达成了内向超越的结局。在这一过程中,孟子作为古典儒家承前启后的思想家,其哲学突破有着关键性意义:不仅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儒家内向超越的进程,更为其开示出了从"存心"到"养性"再到"事天"的基本步骤。

儒、道、释的继替与超越——基于“内向超越”的向度

儒家关注外在伦理和政治价值,道家关注个人自由和自身价值,新禅宗则关注贯通自心和宇宙的终极价值,三者旨趣不同,但在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呈现出继替和超越的倾向,三者次第地"内向超越",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内向超越"性特征,共同构筑了中华文化的思想内核。这种"内向超越"型文化在塑造和完善个人的不同层级价值体系的同时,促进了古代中国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形成。

中国文化内向型气质及其变化趋势探讨

本文论述了中国内向型文化的特点 ,认为现代中国文化处于“急变阶段”,并从内向型设计。

“天人合一”视域下的消费主义与生态危机

当代的消费主义从本质上讲依然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从属于资本逻辑,鼓励人们在消费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它的基本信条就是只有消费才能实现人生意义,这样的人生意义在实现的过程中,会让人们近乎于贪婪地追求物质财富,其后果必然带来整个生态系统的全面崩溃。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有助于人们走向以修身为本的“内向型超越”,让人们知道物质方面的超越是有极限的,对内在人格与人生的德行、境界与智慧的重视应甚于对身外之物的数量增长和质量精美的重视,只有实现这样的转变,人类社会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比较的陷阱与软性暴力——《论天人之际》读后

本文针对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关于内向超越、巫文化和轴心时代三个理解中国文化起源的著名主题展开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用内向超越来解释中国文化的特质并不妥当,是启蒙话语的一部分;巫文化与礼乐文化相表里的观点是余英时著作最大的败笔;而轴心时代论充当了针对中国文明真正开端的一种解构力量。

《老子》的修身之道

文章从比较文化的视角对《老子》的修身之道进行了分析。《老子》中的修身之道具有"内向超越"的维度,这不同于西方的"外向超越"。在《老子》中身不离道,道不离身,体性一如,在与道俱化中无己成己,而道动于返,用于弱,归于化。

生态文明的道德根基和价值导向——兼评《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

现代工业文明产生了种种社会和环境问题,根源在于现代性哲学造成的道德危机。现代性哲学清除了道德原则关于人性和人在宇宙中地位的本体论叙述,主流的伦理道德原则与基于宏大宇宙秩序的道德本体论分离,这种分离是现代性哲学的必然后果。生态文明作为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超越,必须直面现代道德危机。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内向超越”观念能够成为应对危机的重要思想资源。“天人合一”要求人们体悟天道,践行人伦,蕴含着关于人生目标和意义的独特价值导向,即“内向超越”,人们通过修身、提高道德境界可以获得美好幸福的生活。“天人合一”有助于重塑道德根基,“内向超越”有助于修正人生意义的价值导向。在构建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时,“天人合一”和“内向超越”的结合可以提供一种立足中国传统的方案。

中西方科学思想的“范式”比较

本文从库恩的范式思想出发,探讨中西方科学思想的两个不同范式,以及在这个范式下形成的两种不同的科学,并比较中西方科学思想的差异。

由“巫”向“师”:早期中国教师身份演化谱系探微

巫作为最早的知识人,对古今中国“师”的社会身份与角色认知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巫者掌学”到“乐者为师”,再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士群体的兴起,师的早期演进历程中始终掺杂着巫的痕迹,是巫受理性洗礼后不断“祛魅”的结果。巫兴起于初民社会,以先知为主体位格,以内向超越为伦理规范,以实用至上为生存要义,由“巫”向“师”的过程实现了两者浅层社会身份上的分离,却掩盖了“师”与“巫”在深层心理结构上的联结,后者事实上形塑了中国社会从古到今对于教师的独特理解,也是中华文明独特性的特殊彰显。

突破,抑或迷思?——儒学“内在超越说”的跨文化考察与批判重构

儒学"内在超越说"是现代新儒家在中西比较视域中的跨文化理论重构。然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它不断受到来自新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阵营的质疑。安乐哲、冯耀明、郑家栋等学者通过剖析"immanence(内在)"与"transcendence(超越)"在学理层面的相互悖反性,阐明"内在超越说"的不可证立性质。相较于"超越性",他们更为强调儒学的"内在性",认为"超越性"话语过时而"毫无生气"。尽管"内在超越说"所实际指涉的"万物一体"、"仁体"观念是传统儒学境界论意义上的真实存在,但当代质疑者所共处的"现代性"境遇(知识型)使得他们无法弥合"存有"与"价值"的裂隙,而更倾向于解构"内在超越说"的有效性。在"内在超越说"已经被问题化的前提下,借鉴"批判哲学"的思路,充分挖掘并发挥"内在超越说"的文化批判潜能,是这一学说打破单一的宗教性/精神性理解模式,实现哲学重构的可能路径。儒学"内在超越说"是一个文化"混血"的哲学命题,这标示着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古典哲学/伦理学的当代诠释已成为一项"跨文化"的事业。在经典诠释过程中,如何经由批判性的现代重构,超越那种相互绝缘的对比研究模式,走向一种真正有"孕育力"的跨文化立场,从而使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不再停留于一种死板僵化的、避免"受孕"的、各居其位的静态分析中,仍需细细思量。

论儒家祭祀观念的内向化

东周时期,儒家内向探求祭祀的价值之源,认为祭祀是人心自然的欲求,并以人心与内在之情作为祭祀的合理依据。这一内求一系的学者,主张祭祀"内尽于己",实践"仁"、"孝",从而成就主体之德性。由于天与人心存在紧密的联系与贯通,这一尽心成德的思想其实也蕴含着祭祀主体上达天命的自觉与内向超越意识。

中国轴心突破的发生脉络与独特创造——余英时中国轴心突破思想辨析

余英时认为中国轴心突破的思想文化背景是夏、商、周三代的礼乐传统及其背后的巫文化。因此,中国轴心突破的核心表征就是先秦诸子以"自己的思维之力"贯通"天""道",取代了群巫以事神的技能或法力沟通上帝鬼神的做法。余英时的轴心突破思想从比较文化史的视野阐释了中国古代思想天人合一与内向超越的文化特性,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基本走向与独特创造。但余英时阐释中国的轴心突破侧重中国古代思想起源的"内在理路",而忽略了它的"外缘影响";注重先秦诸子"治气养心之术"的理性精神与思维模式,而对其中的道德情感、心理状态等因素语焉不详;认为周公制礼作乐"只是三代礼乐传统内部的突破",对其在古代中国思想突破进程中的巨大作用估价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