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借商款不是中国最早的内国公债——简论中国内国公债的产生及早期发展

息借商款不是中国最早的内国公债,它只是最早由政府公开"发行"的内国公债。"非发行"内国公债早在我国古代社会就已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近代以后出现了"印票"及金融机构垫借款形式——内国公债,预示着"发行"内国公债雏形的出现。

晚清与北洋政府时期内国公债研究综述

我国内国公债的发行始于晚清时期,泛滥于北洋时期。晚清与北洋政府时期的内国公债在我国内债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关于晚清与北洋政府时期内国公债的研究,现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总体来说,还是显得较为薄弱。还有些问题值得我们注意:1.应确立科学的研究范围;2.应科学运用研究方法与整合研究队伍;3.应加强北洋时期内国公债研究。

梁士诒与交通银行内国公债的发行

梁士诒在清末民初的财界与政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清末民初曾先后任铁路总文案、五路提调、铁路总局长、邮传部大臣、总统府秘书长、内国公债局总理、交通银行总理等职。梁士诒是交通银行创办人之一,1908年交通银行成立时,任帮理之职。他既是交行官股大股东——邮传部的代表,又是商股的大股东之一。在他任职期间,积极筹建内国公债局,第一次成功发行内债,使北洋时期的局势一度稳定。对交通银行乃至北洋时期的金融业影响极大。因此,梁士诒与交通银行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事件的深刻经济原因,并且拓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领域。

中国早期内国公债探微

息借商款不是中国最早的内国公债,它只是最早由政府公开“发行”的内国公债。“非发行”内国公债早在我国古代社会就已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近代,出现了“印票”及金融机构垫借款形式内国公债,预示着“发行”内国公债已具雏形。

北洋时期政府公债管理的嬗变——以内国公债局为中心(1914—1927)

内国公债局因北洋政府发行民国三年公债而组设。后因北洋政府公债管理事务的变动,其经历裁撤与重组的过程。北洋时期财经界重要人士梁士诒在内国公债局的建立与运行制度设计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近代公债管理制度设计上看,这一组织的建立与运行具有一定的制度性创新。内国公债局在民国初年政府公债承销、到期公债偿还以及公债偿债基金管理上作用较为显著。随着1921年北洋政府在财政上进行大规模公债整理,海关关税成为公债发行担保及偿债基金的主要来源。政府公债管理之权渐由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掌控,内国公债局所起的作用日趋弱化。20世纪20年代因国内政局变动频繁与国家财政综合信用的缺失,内国公债局在公债管理以及塑造政府债务信用上的作用与影响逐渐式微。

民国元年军需公债初探

民国元年军需公债(简称军需公债)是南京临时政府发行的唯一一次、也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发行的第一次内国公债。新生的革命政权欲通过发行军需公债摆脱严重的财政危机,但公债发行并没有给她带来转机,南京临时政府在财政困窘中宣告结束。毋庸讳言,军需公债不是一次成功发行的国内公债,但军需公债所筹措的款项在临时政府财政收入中又占有不可忽视的份额,对于维持岌岌可危的临时政府财政仍然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它是我国中央政府有内债发行以来最早正式实施还本付息的内国公债,又具有开篇的意义。

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70年来,公债史研究经历了起步期、沉寂期、复兴期和繁荣期等阶段,亦经历了多元路向演化过程。在债务结构上,公债史研究经历了从外债到内债的研究嬗递;在地域上,经历了中央公债到地方公债的区域转变;在内容上,经历了从公债统计到规律探索的视域演进;在方法上,经历了从定性判辨到计量实证的转换;在研究对象上,则经历了从政府单一主体到其他相关主体为研究对象的多元化衍变。反思并展望公债史研究的趋向,需要进一步打破历史区段畛域,拓宽研究地域,倡导跨学科交叉进一步合作,以动态的视野、广博的视域和多维的方法,推进公债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中国政府的债务违约研究(1912-1936年)

政府债务违约属于财政现象,它是政府削减债务的主要方式之一。1912-1936年间中国出现了连续的政府债务违约,其表象是政府连续的债务整理。从内债规模来看,当时债务负担率较低,人均债务负担较轻,社会上存在着吸纳较多内债的潜力;而债务依存度非常高,表示政府财政支出过度依赖内债。定量研究显示,当时的债务市场未能很好地与金融市场整合,不受金融季节波动的影响。定性研究显示,内债高息发行且用于非建设性开支过大,逆向软预算约束的赤字财政政策等政治因素是影响内债不能顺利偿还的重要原因。加上政治、经济社会等其他因素的存在,近代中国政府必然会选择债务整理。

民三公债新探

民三公债是我国第一次成功发行的内国公债。为了使民三公债能顺利发行,北洋政府设立了内国公债局,同时大力进行官方动员与债信维持,社会各界也予以了积极响应,民三公债出现了踊跃认购情形。民三公债之所以能顺利发行,主要是因为袁世凯政府拥有一定程度的债信以及国民的爱国热情在这一特定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

近代中国政府三次债务整理案的比较研究

1912-1936年,民国政府的内债政策出现了"路径依赖",连续出现内债违约,并于1921年、1932年、1936年相继进行了内债整理。三次整理方案各有不同,但总体来看既有理性的一面,又有非理性的一面。理性的表现是稳固债信,收回权益,减轻财政负担;非理性的一面是对持券人利益的掠夺,对商业银行的控制加强,对社会资源抽取能力的强化。历次内债整理之后,银行业逐渐远离了政府公债,走向了支持工商业发展的道路,政府的债信也逐步丧失,最终通过外部因素打破了原有的路径依赖。近代中国政府的债务整理案为当今中国解决债务问题提供了教训与借鉴。

海关总税务司与北洋政府财政

1906年清政府设立税务处是中国近代海关发展趋势的一大转折。然而北洋时期海关权势复张,总税务司安格联在把持、操纵北洋政府财政金融方面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民国以来海关权势这一发展变化是以辛亥革命时期总税务司借口关税指抵外债赔款而夺取中国关税保管权为发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