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与超越:奥古斯丁的宇宙目的论

奥古斯丁在对《创世记》的解释中,逐步发展出一套基督教的宇宙目的论。受柏拉图《蒂迈欧篇》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奥古斯丁主张宇宙的秩序根源于上帝对质料的赋形。“赋形说”并不意味着奥古斯丁的宇宙论仅仅是“外在主义”的:一方面,奥古斯丁理解的质料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有着朝向形式的主动潜能;另一方面,奥古斯丁对“种子理式”的论述,表明宇宙具有合乎理性的内在秩序。同时,他的宇宙目的论亦始终无法脱离外在主义的危险。这表现在,无论质料具有多大的主动性,它都对外在的形式有抵抗的冲动(恶);万物虽然具有“种子理式”,但保存和维持这一形式的力量仍在上帝自身。奥古斯丁宇宙目的论的内在性和外在性,从根子上源自上帝的内在性和超越性。内在性和超越性的张力,不仅困扰着奥古斯丁,而且潜伏于基督教思想深处,成为困扰中世纪哲学和现代哲学的难题。

回到事情本身:认识可能性问题的解决

在由描述现象学转向先验现象学的过程中,胡塞尔的思考中心进入到认识的可能性问题,并试图解决它。他接过笛卡尔"我思"中的"直接自证性",并将它扩大到思维的各种认知行为,从而获得一个可靠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明晰了内在与超越这一对认识论问题中的核心概念。在做好这些准备之后,胡塞尔通过说明在内时间意识之中,我们的意识活动是如何通过统摄感觉材料来形成认识对象而实现认识的内在超越;又是如何通过意义充实来实现认识的外在超越,从而为人的认识是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提供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从“以经解经”到“以意逆志”——张载经典诠释的原则及其意义

"以经解经"与"以意逆志"是张载经典诠释的两大基本原则。"以经解经"要求"观《诗》则不知有《书》,观《书》则不知有《诗》",亦即"观书必总其言而求作者之意",从而"合内外,平物我,自见道之大端";"以意逆志"则既要求从"文"、"辞"出发,同时又要"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并在对作者之意贯通性理解的基础上,由"文"以达"辞",又由"辞"以解"意";然后再通过"以意逆志"的方式,达到对作者"心"与"志"的直接把握。从"以经解经"到"以意逆志",就既表现出儒家经典含义之内在性与超越性的互补特征,同时也表现了其继承性与创新性统一的发展道路。

当代新儒学的两种人文取向:从徐复观与牟宗三对天命的解释谈起

徐复观与牟宗三两先生,为当代港台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他们虽然术业各有专精,但都曾经就先秦儒家思想对天命的看法,提出极为重要的诠释。两先生在诠释古代中国思想中的天命时,都认为古典儒家相信天命是人性来源的思想,都肯定道德是儒学人文精神的特色,因此,他们同样肯定儒家思想的道德人文精神,可说反映了当代港台儒家的基本义理立场。但在古代思想诠释上,他们采取了非常不同的论学取向。特别是这种对超越界的态度,形成牟先生与徐先生论学基本差异所在,而两人的核心差异,正在于世俗人文精神与开放人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