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乘务员职业紧张与睡眠质量的关系:应对策略的中介作用和内在投入的调节作用

[背景]职业紧张与睡眠障碍的发生密切相关。列车乘务员作为职业紧张的高危群体,其睡眠质量对于道路交通安全意义重大。[目的]探讨职业紧张影响列车乘务员睡眠质量的方向和程度,分析应对策略和内在投入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方法]2022年7月1日—7月31日,整群抽取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公司3个机务段的6219名列车乘务员为研究对象。采用《付出-回报失衡问卷》《个体应对能力问卷》《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对其职业紧张、内在投入、应对策略、睡眠质量进行线上调查。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单因素分析和相关性分析,以Process V3.3宏程序插件构建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模型,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共发放问卷6219份,回收有效问卷5738份,有效回收率为92.27%。列车乘务员职业紧张评分为(1.22±0.29)分,内在投入评分为(16.38±3.55)分,应对策略评分为(50.00±10.00)分,睡眠质量评分为(11.51±3.95)分。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职业紧张与内在投入和睡眠质量得分呈正相关(r=0.435、0.321,P<0.01),与应对策略得分呈负相关(r=-0.286,P<0.01);内在投入与睡眠质量得分呈正相关(r=0.367,P<0.01),与应对策略得分呈负相关(r=-0.210,P<0.01);应对策略与睡眠质量得分呈负相关(r=-0.244,P<0.01)。职业紧张可以正向预测列车乘务员的睡眠质量(b=3.658,t=21.177,P<0.001);应对策略在职业紧张与睡眠质量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效应量为0.581,占总效应的15.88%;内在投入在“职业紧张-应对策略-睡眠质量”这一中介过程中的前半部分调节作用显著(P<0.001)。[结论]职业紧张通过应对策略的中介效应对列车乘务员的睡眠质量产生影响,且该中介路径的前半部分受内在投入的调节。

医护人员职业紧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情感承诺的中介效应和内在投入的调节效应

[背景]职业紧张已被证明是影响职业人群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职业人群对于组织的情感承诺和对于工作的过度内在投入所产生的作用不容忽视,但目前我国关于此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目的]探讨情感承诺在医护人员职业紧张影响心理健康这一过程中的中介效应以及内在投入对情感承诺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以兰州市某三级甲等医院的1372名医护人员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付出回报失衡量表、情感承诺量表、Kessler 10量表调查研究对象的职业紧张、情感承诺、心理困扰情况。采用SPSS 26.0进行相关分析、中介效应分析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372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1277份,有效回收率为93.08%。研究对象职业紧张得分为(1.14±0.23)分,内在投入得分为(20.26±3.21)分,情感承诺得分为(20.25±3.34)分,心理困扰得分为(26.26±7.90)分。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医护人员职业紧张与内在投入、心理困扰呈正相关(r=0.153、0.410,P<0.01),与情感承诺呈负相关(r=-0.341,P<0.01);内在投入与情感承诺呈负相关,与心理困扰呈正相关(r=-0.107、0.312,P<0.01);情感承诺与心理困扰呈负相关(r=-0.464,P<0.01)。职业紧张对医护人员心理困扰的正向作用有统计学意义(b=0.41,t=15.42,P<0.001);情感承诺在职业紧张与心理困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0.13),占总效应的31.71%;内在投入在“职业紧张-情感承诺-心理困扰”这一中介过程中调节作用显著(P<0.01)。[结论]医护人员的情感承诺在职业紧张影响其心理健康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内在投入在“职业紧张-情感承诺-心理困扰”这一中介过程中调节作用显著。

内在投入在工作付出-回报与职业倦怠关联中的中介效应

目的 探索内在投入在职业应激外源性因子与职业倦怠关联中的中介效应,为明确内在投入的健康效应提供循证依据.方法 于2015年6至7月,对广东省电子制造服务业员工进行分层整群抽样调查,共纳入1994名研究对象.采用知情同意自填问卷进行信息收集,采用付出-回报失衡问卷和职业倦怠通用调查量表分别对电子制造服务业员工的职业应激和职业倦怠进行测量.采用线性分层回归分析和Bootstrap法对内在投入中介效应进行验证.结果 在校正性别、年龄和岗位后,电子制造服务业员工的付出、回报与内在投入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28（95％CI：0.24～0.33）和-0.37（95％CI：-0.42～-0.33）,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付出与职业倦怠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个体成就感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63 （95％CI：0.54～0.71）、0.18 （95％CI：0.10～0.26）、0.32（95％CI：0.21～0.43）,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回报与职业倦怠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个体成就感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60（95％CI：-0.68～-0.52）、-0.93（95％CI：-1.01～-0.86）、-0.46（95％CI：-0.35～-0.58）,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内在投入中介效应强度为0.093 ～0.218 （P＜0.05）.结论 内在投入可能作为中介变量介导职业应激外源性因子工作付出-回报对职业倦怠的影响效应.

大学生英语学习情感投入与自我效能感的实证研究

采用定量分析方法调查了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英语学习情感投入的关系。研究被试为152名非英语专业一年级大学生。研究结果表明:1)自我效能感与英语学习情感投入、内在和外在情感投入及其各个维度紧密关联;2)自我效能感对英语学习情感投入、内在和外在情感投入产生显著影响,且在具体各个维度方面均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本研究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情感投入理论,尤其是外语学习情感投入理论,对如何促进学习者学习外语的情感投入水平和质量也有借鉴意义。

付出-回报失衡与工作倦怠的关系

Siegrist提出的付出-回报失衡（Effort-Reward Imbalance，ERI）模型，因为能有效地评估工作环境中的社会心理因素，被越来越多地使用。模型中的付出包含外在付出和内在投入，前者指工作要求与工作职责，后者指个人的投入程度。回报有金钱、尊重和工作机会三种形式。目前国内对ERI模型与工作倦怠的关系研究很少。因此，本研究将探讨ERI模型和工作倦怠的关系，以及付出回报比和内在投入对工作倦怠的预测作用。

因子分析模型下影响我国农民收入的因素——基于1990—2009年间数据的实证研究

增加农民收入,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本文在分析了以往关于农民收入的研究基础上,利用1990—2009年间的数据,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实证研究了影响农民收入的各种因素。结果表明,内在投入因子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最大,外在辅助因子也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方面。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认为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进农村的人力资本;政府要加强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

不同职业紧张因子与抑郁症状的关联分析

目的评估上海不同职业人群中抑郁症状现患状况,探讨不同职业紧张因子与抑郁症状间的关联。方法采用方便整群抽样,选择教师、生产性外企员工、行政管理与研究人员、服务性外企员工、交通警察、社区卫生服务员工与物业管理人员共7种不同职业人群,运用简明职业紧张问卷和流行病学研究用抑郁量表进行调查,由调查对象自主完成问卷。运用Logistic回归与层次多元回归分析职业紧张与抑郁症状的关联。结果共回收有效问卷1301份,抑郁得分均分为16.83±8.63,抑郁症状阳性率为46.2%。不同年龄组、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职业间抑郁得分与抑郁症状阳性率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拥有个人业余爱好可有助于缓解抑郁症状(OR=0.63,95%CI=0.48～0.82)。高社会支持是抑郁症状的保护因子OR=0.38(95%CI=0.25～0.55);高内在投入和高付出回报失衡是抑郁症状的危险因子,OR分别为2.72(95%CI=1.76～4.21)和2.77(95%CI=1.09～7.05)。付出-回报失衡模式比工作要求-自主模式在预报抑郁症状具有更大的效能。结论付出回报失衡、高内在投入是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而高社会支持与拥有业余爱好是保护因素。

工作中付出-回报失衡与高校教师自评健康关系

目的探讨职业紧张（付出-回报失衡）与高校教师自评健康的关系。方法运用中文版的付出-回报失衡问卷对云南省某综合大学在职教师1216名（男583名，女633名）进行职业紧张测评，同时采用简明健康状况调查问卷对教师生理、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结果调整了相关因素后，低工作回报、高内在投入均与男女教师的不良心理健康状况相关联（P〈0．01）。付出一回报失衡不仅与男教师的不良心理健康状况呈正关联（OR=2．88；95％CI：1.85～4．48），而且与女教师的不良生理健康状况和不良心理健康状况均呈正关联，OR值分别为2．07（95%CI：1．30～3．28）、2．62（95％CI：1．66～4．15）。在高外在付出-低回报状态下，如教师的内在投入过多，其出现不良健康状况的风险将比内在投入低的教师增加。结论职业紧张（付出-回报失衡）与高校教师自评健康状况相关联，尤其当内在投入过多，同时又处于高外在付出-低回报状态时教师出现不良健康状况的风险明显增加。

工作压力对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扶贫干部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凉山州为例

[背景]基层扶贫干部的身心健康关系到政府脱贫攻坚执行效率,目前对其工作压力与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关注较少,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扶贫干部。[目的]以凉山州为例,利用付出-回报失衡(ERI)模型探讨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扶贫干部工作压力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方法]2019年11-12月采用互联网平台问卷,针对凉山州五类基层扶贫干部(包括贫困村村干部、县直单位帮扶干部、驻村扶贫工作队员、乡镇扶贫专干及驻村第一书记)共3556人,采用ERI量表、一般健康问卷(GHQ-12)分别测量其工作压力、内在投入及心理健康状况。工作压力是通过ERI指数来反映,ERI指数>1表示高付出-低回报状态,失衡程度高;内在投入条目得分总分为6~30分,以研究人群得分的上1/3作为高内在投入状态的判定依据;GHQ-12总分为12分,得分≥4判定为疑似存在心理健康问题。采用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控制年龄、性别、工作年限、教育水平等变量后,探讨付出-回报失衡、内在投入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结果]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047份,有效回收率为85.69%。凉山州基层扶贫干部ERI指数为1.11±0.36,内在投入总分为(19.78±3.84)分,63.0%的扶贫干部处于付出-回报失衡的工作模式,且23.2%的扶贫干部处于内在投入高水平状态(得分≥20分);其GHQ-12得分中位数(最小值,最大值)为2.00(0,12.00)分,疑似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为26.6%。logistic回归结果提示,在控制年龄、性别、民族、宗教信仰、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工作年限等变量后,付出-回报失衡的扶贫干部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是付出-回报平衡者的1.62(95%CI:1.34~1.96)倍;高内在投入基层扶贫干部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是低内在投入者的3.67(95%CI:3.04~4.43)倍。[结论]凉山州大部分基层扶贫干部处于付出-回报失衡的工作模式,且疑似心理障碍检出率较高,提示了工作压力对其心理健康状况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