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内在理由和根据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特征。党的先进性从根本上是由党的优良的政治品质决定的,是党优良的政治品质的外在表现。优良的政治品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先进性的内在理由和根据。马克思主义政党优良的政治品质来源于先进的阶级基础与广泛的群众基础的统一、思想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个体成员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内在理由和根据决定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以保持党的优良政治品质为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建设的过程就是保持工人阶级政党优良政治品质不变的过程,是防止党的优良政治品质蜕变的过程。

内在理由与伦理生活

道德评价在人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但道德理性主义的盛行往往使得道德评价的复杂性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伯纳德·威廉斯提出的内在理由概念可以恰当地被理解为特别针对道德评价,对道德理性主义提出了一个重要挑战。面对对威廉斯的内在理由概念的某些重要批评,需要澄清和捍卫这个概念,在此基础上揭示它对于我们理解伦理生活的本质的一些含义。

重审早期康德最初引入“道德情感”的内在理由——以1762年“获奖论文”为核心

通过对康德1762年"获奖论文"展开的文本分析与历史考察,文章重新审视康德在早期伦理思想发展中最初引入"道德情感"的内在理由:使他一开始倾向情感主义的根本原因,源自沃尔夫理性主义伦理学在界定道德责任初始根据上存在的理论缺失。康德在哈奇森道德情感论的影响下,试图引入"道德情感"概念来阐明人类道德意识的来源以及道德判断的可能性,借此弥补沃尔夫"完善性"原则之空洞性带来的困难。虽然从他批判时期的成熟观点看,这种类似"折衷主义"的理论尝试最终并不成功,但却在相当程度上预示了康德伦理思想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

理由内在化——论夏皮尔的科学划界思想

理由内在化是夏皮尔科学划界的基本思想,其主要观点为:科学为自己立法;科学标准与科学内容之间共生互动;科学标准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夏皮尔的科学划界思想将划界问题深化为科学的合理性问题,从而在普遍的科学变化中,历史地、具体地展现了科学合理性,但与此同时却排斥了与科学合理性有关的所有非理性因素,没有考虑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这一局限也是夏皮尔哲学理论具有封闭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伯纳德·威廉斯的道德内在理由析论

道德内在理由是伯纳德·威廉斯思考道德实践问题所提出的主题之一。他通过道德内在理由的诠释旨在阐明,伦理经验在道德行为中的重要作用,道德行为不是出于纯粹的道德动机,而是源于道德行为者的具体处境和心理状态。这种基于心理学视角探索道德实践问题的做法,不仅撼动了道德理想主义的统治,而且开启了研究道德实践问题的新领域。

内在于人类动机的道德理由——一个理由内在主义的变种

理由内在主义与理由外在主义的分歧集中在理由与动机的关联问题上。内在主义过分强调理由与行动者心理状态的直接联系,从而在对心理状态的确定以及道德规范的独立性问题上遭到了外在主义的攻讦。而外在主义强调理由可以独立于人的心理状态,因而难以说明理由何以激发行动。黄百锐用“习性”取代休谟所说的激情,认为这才是促发行动的力量所在,从而提出了人的个体动机和人类动机的区别。他认为理由相对于人的个体动机而言可以是外在的,但相对于那种人类动机而言必然是内在的。这种人类动机是由人的生物习性决定的,而所有外在于个体的规范性并不能超出人的自然本性。所以人类动机可以在避免一种可疑的相对性基础上,为规范性理由促发行为提供一个动机基础。

理由、证成与合法性--政治自由主义的情形

政治主张的合法性需要诉诸特定的道德理由来得到证成,但在当代政治哲学中,由于人们对理由的本质有着不同理解,政治合法性的标准也因此陷入了公共证成和至善论的争执之中。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张为走出这一争论提供了契机,因为它坚持认知节制的立场,是一种更加独立的观点。不过,政治自由主义的独立性是以现代民主社会的存在为前提的,它也因此只能是一种保守的主张。

仁义与审慎:董仲舒“原心定罪”主张新解

董仲舒的‚原心定罪‛主张直接催生了汉代法治的‚《春秋》决狱‛实践。通常对‚原心定罪‛的解释会援引董仲舒的‚德主刑辅‛‚阳德阴刑‛思想,将阴阳与刑德比附论证。然而,这一解读方式忽略了董仲舒‚原心定罪‛主张在其篇章中与仁义、审慎论述的相关性。从伦理视角看,董仲舒将‚仁‛理解为泛爱与理性思考,推究得到‚慎‛这一态度;将‚义‛理解为内在规范力量,推究得到‚以经正义‛这一方式,因而‚原心定罪‛无需通过阴阳比附论证也可成立。这种对董仲舒德刑思想的解读方式,有助于董仲舒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现代化理解。此外,董仲舒对道德主体的行为自主性有更明显的肯定,动机在确定主体道德责任时有更重要的地位,这展现出他有在当代被解读为理由内在主义者的可能性。

回应科斯嘉对威廉斯式内在理由的挑战

在理由内在主义的共识下,科斯嘉围绕实践理性的动机与规范性提出两个核心论点,向威廉斯式内在理由发起挑战。其挑战基于“实践理性有指导目的的实质规范性”而欲证明:威廉斯因为将实践理性理解为泛工具理性,所以他才怀疑其能独立提供动机,而科斯嘉认为这会导致实践理性无任何规范性。从威廉斯的思想中寻找资源,可反驳科斯嘉的核心论点:怀疑实践理性自身的动机效力,是因为动机能为行动提供真实的心理学解释而理性不能;而实践理性的泛工具规范性是指“在我的主观目的”匹配“在世界的客观状况”,其成立无需承认理性蕴含道德、审慎等指导目的的规范性。二人的分歧可从“如何认识实践理性”引申出“如何理解实践所需的规范性”。宏观地,立足于威廉斯对现代道德的批判能够更深入地回应科斯嘉。威廉斯主张,实践领域真正需要的价值规范不是来自普遍、自律的实践理性原则,而是源于个体的真实品格、特定的人生计划、社会的影响、与他人的互动;实践理由应能打动行动者,在伦理生活中发挥实效。

新兴权利的证成及其基础——以“安宁死亡权”为个例的分析

在新兴权利研究中,什么样的要求可以成为权利?这首先涉及具体权利的证成,即通过分析一项要求所提供的理由是否是内在理由来证成具体权利。其次,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内在理由的性质,即思考何为内在理由。何为内在理由取决于对权利是什么的认识,这与权利理论的论辩和建构息息相关。目前,中国的权利研究不仅需要在分析实证的层面上展开具体权利的证成,更需要一种权利理论为权利研究提供一个自己的理论基础。

法律制裁论能证明守法义务吗

学界有多种理论可以证明我国《宪法》第53条规定的守法义务,以奥斯丁为代表的法律制裁论是其中之一,也是被使用得最为频繁的理论。奥斯丁通过把制裁嵌入法律规则的途径来说明法律的性质,进而解释公民负有守法义务的原因即避免恶。这种对守法义务的解释逻辑不仅面临情境情形的困境,而且把实现欲望作为目的,加上采取手段与目的的论证方法,在解释守法义务时会导致逻辑漏洞。更严重的问题是,法律制裁论只有将强内在理由论修复为弱内在理由论才能成功解释守法义务。以法律制裁论解释守法义务还受制于"避免恶"的预设、"避免恶"是高阶欲望、欲望的排序难题、守法理性所内含的具有规范性的预设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依赖于人的正确认识等诸多限度。

实践理性和自治行为——基于“内在理由论”的分析

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是人们通过思考而行动的能力。自治(autonomy)指的是行为者为自己的行动立法。行为者只有运用自身的理性思考才能按照自己订立的法则行动。实践理性和自治行为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本文的主要观点是:自治所要求的实践理性是内在意义上的实践理性,这一实践理性要求行为者的行动符合一个建立在真信念和真实欲求基础上的"合理的思考"过程。

规范性理由:内在理由还是外在理由?

动机性理由被用于解释行为的产生,而规范性理由则用于确证行为的合理性。内在主义认为规范性理由也应该能够解释行为的产生,因此是一种与行为人心理状态有关的内在理由。外在主义则否认这一观点,从而将之视为外在理由。内在理由需要以行为人自身的心理状态为基础,这很容易使得规范性理由成为一种相对理由。史密斯的“充分理性人”论证和施罗德的“假言主义”论证虽然力图克服这种相对主义难题,但是它们自身却又面临着困境。对行为人自身心理状态的合理性的考察意味着“规范性理由”本身应该具有一种公共面向,而这是建立在人们共同的欲望、意愿等心理状态的基础上,因此它仍然是一种内在理由。道德生活的目标是通过不断培养个体去拥有共同体所普遍认可的心理状态,最终把当初具有外在面向的规范性理由转化为内在理由。

再探“权威与自主性”的悖论--以“服务性权威观”为中心的讨论

在实践推理中对权威的接受意味着行动者服从权威者的意志而不以他自己对行动本身的判断为条件,权威创造了一个内容独立的、无条件的行动理由。拉兹的服务性权威观把自主性视为一个理性概念,无法消解权威与道德自主性之间的张力。斯科特·夏皮罗提出的公断模式是更可接受的关于权威合法性的证成方式,但公断模式与优先命题之间依然存在不一致。内在理由论对优先命题和常规证成命题似乎可以提供一种融贯的批评,但是也忽略了实践推理的复杂性。对权威命令的直接服从义务来自于权威的制度性特征而非关于权威合法性的证成方式,尽管这种义务又是以我们拥有权威的初始理由为前提的。初始理由,也就是总体上服从权威的道德义务,无法辩护每一个场合的具体义务,创造条件培育行动者向善的意志是弥合义务缝隙的内在途径。

威廉姆斯内在理由概念的认知主义解读

规范性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普遍现象,而行动理由是规范性的典型体现。威廉姆斯相信通过对理由概念的说明可以达到对规范性的本质理解。他以内在理由概念阐明规范性现象是如何借助于人们的行动表现出来的。通常有学者把威廉姆斯的内在理由概念理解为一种休谟式的观点,事实上,通过一种康德式的认知主义解读,在真值满足的条件下和规范性的辩护性意义上,内在理由充分地展示行动理由的规范性。威廉姆斯反对规范性的伦理,但他提倡个人行动的规范性。从内在理由概念出发,他提出了基于第一人称视角反思伦理生活复杂性的深刻洞见。

内在理由与伦理生活

道德评价在人类生活中具有一个重要作用,但道德理性主义的盛行往往使得道德评价的复杂性本身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伯纳德·威廉斯提出的内在理由概念可以被理解为特别针对道德评价对道德理性主义提出了一个重要挑战。然而,威廉斯的观点也招致了一些重要批评。本文旨在面对这些批评来澄清和捍卫威廉斯的内在理由概念,在此基础上揭示它对于我们理解伦理生活的本质的一些含义。

判决的“神话公式”与“现实公式”──对判决根据的探析

法官的裁判一方面是靠外在根据,但更多的是受内在理由的影响。公正的判决是基于兼顾外在根据和内在理由两方面做出的,法官在裁判时必须注重内在理由的构建。

“内在主义要求”中的两种内在性——威廉斯与考斯嘉之内在理由论比较

在围绕"内在理由"问题的争论中,威廉斯与考斯嘉都承诺了一种理由的"内在主义要求"。相比于理论形式上的相似,他们之间的区别更能体现出其各自所具有的深层伦理承诺。可以认为这种区别源于对作为理由承载者的"自我"的不同理解,即立足于人的纯粹理性能力还是立足于个体的经验性心理现实,而这种区别最终则可能源于他们对伦理学研究进路的不同设想。

威廉斯论道德相对主义

伯纳德·威廉斯提出过一套名为"距离的相对主义"的理论,认为"我们"应该悬置对于遥远的古代或者未来生活的道德判断,因为"我们"无法转投到古代或者未来的道德系统中生活,因而与它们只处于"名义上的对抗"。结合威廉斯"内在理由"的主张,系统地重构出他对于"距离的相对主义"的论证,由此可以发现,威廉斯对"名义上的对抗"这一相对主义适用条件的刻画,并不足以保证相对主义只适用于古代或者未来的道德观。

“我应该如何生活”与“我们的身体能做什么”——威廉斯与德勒兹“伦理学”解读之比较

伯纳德·威廉斯与吉尔·德勒兹同为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二者有着不同的哲学背景,对"伦理学"的两种解读也存在不少裂隙和差异:威廉斯痛斥"以行为为中心"的道德约定,进而关注"我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而德勒兹伦理思想则主要面向的是"我们可以成为怎么样的人"以及"我们的身体能做什么"等问题。但总体上看,他们二者对于伦理学的两种解读所提供的思想图像之间还是存在多处或明或隐的关联。二者的思想共契主要体现在对西方近代伦理学的检视和对同一"道德"/"伦理"问题的思索,尤其在思考"个人的完整性"与"自我的存在方式"、"内在理由"与"内在性"等问题上展现了某种可融通和可比较的可能。通过对二者的两种"伦理学"解读智识图像进行比较分析,寻找他们视角的差异与共性之处,可以为伦理学研究乃至哲学研究活动提供一种重要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