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

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是近年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走向。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学逐渐从对西方的步趋转向对自身历史与田野的内在解释,并试图建构平行于西方政治学的问题脉络、分析框架与知识地图。中国政治学的一系列建制性概念表明,“内在转向”意味着中西之间,以中国为方位,古今之间,以现代为指向,其核心是学科认识论的转型。作为分析性概念的自觉意识,中国不仅是描述对象,而且是分析视角。同时,这种政治学解释是胸怀世界的比较政治学的知识形态。内在转向昭示的中国分析,是“理解中国”在政治学领域内的呈现与寻求,它为中国政治学找到了根脉与灵魂,引导着中国政治学再出发,并以此重塑中国政治学的提问方式、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建构中国政治学的学科框架与知识地图。

生活儒学的内在转向:神圣外在超越的重建

生活儒学的"内在转向"是指其本体论的转变,即从"变易本体论"转为"超越本体论"。这个转向首先解构关于"内在超越"的两个教条--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较之西方哲学的"外在超越"既是独特的、也是优越的;而还原到中国前轴心期的神圣的外在超越;最终建构一个顺应现代生活方式的、神圣性的外在超越者。

欧阳修词与政治心态的内在转向

欧阳修《采桑子》词十三首为描摹风物之名篇,考其与《玉楼春》、《夜行船》等歌词以及诗文创作的内在关联,词人的政治心态自洛阳而夷陵而颍州的内在转向之历程可获掘发;由此历史心理切入考证《朝中措》送刘敞词,个人豪兴发舒之外,更与友朋之间唱和诗有婉转勾连的关系;进而考察欧阳修参与的《明妃曲》唱和活动,则心态内转又与当日士大夫政治分野密切相关。

论南宋儒学的内在化转向及其主要原因

中国哲学中历来有注重内在的道德心性修养、追求以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强化为主的内在超越的传统,成为一种"内圣之学"。只是从南宋儒学开始了"内在化"的转向。造成南宋儒学这种"内在化"转向的主要原因,既有外在因素上女真入侵和北宋灭亡引发的种种道德堕落的混乱、南宋政治所发生的重大转变使道学家们深感"内在化"道德重建的重要性和急迫性的影响,又有内部因素上来自南渡以后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消极总结和儒学自身的内在化思维惯性所造成的"路径依赖"的作用。而南宋儒学开始的这种"内在化"取向此后经过不断的发展又一步一步演化为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品格和特性,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后来的发展。

从“道德义”的阐释看道教哲学的内在化转向——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线索

《道德经》注本众多,有关“道德义”的内涵通过注家的诠释而一直处于动态发展中,尤其是在儒佛道三教的交互影响中,道教通过引进佛教的“非有非无”和“毕竟空”等思想和方法,从哲学层面对“道德义”内涵进行了开拓。从唐代孟安排《道教义枢》的道德六义,到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的“更举七义以通释”,通过对“道德义”的阐释,打通了道德的本体义与修道者主体义的连接,从而将对外在宇宙世界的探索更多地转向了对人内在身心修炼以获得生命超越的关注,推进了道教哲学的内在化转向。“道德义”的内在化转向是道教哲学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曲折发展的一个生动例证。

以《大学》理解儒学的意义及局限——兼论统合孟荀

儒学包含了成己安人、"为政以德"与推己及人、"为国以礼"两个方面,前者由道德而政治,可称为孔孟之道,后者则由政治而道德,可概括为孔荀之制。《大学》主要是对前一方面内容的概括和反映,虽然抓住了儒学的核心思想,但只是儒学的一个方面,并不全面。《大学》在宋代受到重视,并非因为其回应了"性与天道"的信仰问题,而是因为北宋灭亡后,统治者将失败的责任推给王安石变法,不再允许谈论制度变革,而试图通过道德完善实现社会改造,出现了内在化转向,《大学》在这一过程中,经朱熹的诠释而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今天讨论儒学,首先应超越狭义的道统论,统合孔孟之道与孔荀之制,发展出更为完备的儒家思想体系,笔者由此提出新道统与新四书的构想。

朱子礼学影响下的明清礼治社会——兼论宋明理学的外王维度

"近世礼教时代"是以朱子礼学为范型的时代。作为朝向平民社会的实践礼学,朱子礼学通过"社会化"和"身体化"两条途径,极大地塑造了明、清两代礼治社会。《家礼》《增损吕氏乡约》及其民间变形,建构起一整套交往礼仪和行为准则,成为组织民间社会的主要依据。《小学》《童蒙须知》决定了礼仪与修身在童蒙教育中的首要地位,推进了平民教育与精英教育的一体化发展。朱子礼学在组织社会和教化民众两个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代表着儒家外王之学从政治维度向社会维度的拓展。这一维度的发现,对宋明理学"重内轻外"、两宋之际中国文化"转向内在"等流行观点提出了挑战。

历史唯物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是政治哲学

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作为"国民经济学语言的救赎史"的政治哲学,都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否定和批判资本主义,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和开辟道路。在此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都是现实性与规范性、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统一,二者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历史唯物主义是政治哲学的开启,政治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统一,在马克思这里表现为《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实现的从价值规律到剩余价值规律、从商品交换到阶级斗争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哲学自身从"历史唯物主义"到"政治哲学"的"内在转向"。

论宋代辞赋中国家形象的演变

在宋初,不是武力威慑,而是文化优势,亦即儒家文化对社会生活的浸润程度,被朝野上下格外关注,成为国家屹立于万国之上的优势。国家形象要彰显的,是立足文化优势所取得的万国来朝和帝王与民同乐、躬行王道之治的局面。熙宁变法以后,出于加强皇权的政治需要,对皇权独断合法性和神圣性的强调,成了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国家形象通过祥瑞纷呈、万国辐辏的渲染来强调其所向披靡、自由挥洒的任性气质。南宋初期辞赋中的国家形象由恩威并重转向内敛和平,由神圣庄严转向平易朴实,这种转变不仅昭示着学术文化在两宋之际的重要转型,也昭示着传统中国整个皇权专制时期学术文化的重大转型。在高宗之后的国家形象发展中,经由文化阶层的共同构建,形成了一种焕发着和平、宁静、秩序之光辉的乡土中国形象,耕读传家、积善继世、风俗淳美、安土重迁,成了国家形象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