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内在韵律论”简评

诗的“内在韵律论”是救治早先“自然音节论”的偏颇的药方。康白情最先说到这个理论的意思。郭沫若则明确提出这个理论,认为内在韵律就是“情绪的自然消涨”,它与诗的外在韵律相对。郭沫若的“内在韵律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自由诗形式存在的理论根据。但郭沫若的“内在韵律论”存在着局限,“内在韵律论”留下了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新诗语音形式理论史上的“内在韵律论”

在新诗语音形式的理论发展中,郭沫若以极端的方式奠定情绪主体在诗歌活动中的本体地位,并通过写作示范展示出这种主体作用的强大,形成了新的情感经验生成模式。但是,对于主体激情的过分推崇,又使他忽略了存在于主体情感与诗歌表现之间的审美中介环节,从而成为他之后的语音形式探讨的新的出发点和理论假想敌。

汉语古诗的内在韵律与英译标准

在诗歌翻译中,韵律的处理一直是困扰着译者的问题,尤其是汉语古诗的英译更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对诗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诗歌的内在韵律而非其外在韵律,判断译诗韵律处理是否得当的标准应该是译文是否有效地传达出了原作诗歌的内在韵律。极端格律派和散文诗派传译汉语古诗均不利于表达原诗内在韵律。

韵律如何由“内”而“外”?——谈“内在韵律”理论的限度与出路问题

"内在韵律"理念长期主导了学界对自由体新诗韵律特征的认识,我们在重读相关的诗论时发现,这一理念对外在形式的忽视使得它只停留于分析作品的"情绪"层面,并不能很好地说明"内在"的东西(情绪、内容)是如何与"外在"形式发生联系的;它隐含的"内容一形式"机械二分法妨碍了它有效地剖析作为整体的新诗文本,因而无法深入地分析自由诗的韵律结构。因此,有必要开拓一条探讨新诗韵律是如何由"内"而"外"的路径,以补充"内在韵律"说的缺陷。为了回答韵律之"生于内而形于外",必须认识韵律的构成基础(重复)、韵律的实现方式(与时间及书面形式之关系)。在这些问题上取得突破后,才有可能为新诗韵律研究开启新的"范式"。

现代汉诗的内在韵律

诗歌最集中地表现人类的审美情感,需要用感受的逻辑取代常识的逻辑,用理性的语言传递独特的经验,追求语言形式本身的审美价值。日常语言往往规定了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与方式。

心跳的声音——李发模诗歌的内在韵律

诗人是联想的生物,世间大多数的诗歌都是在想象力的驱动下完成。每个诗人的想象方式不同,也形成每个诗人的诗歌路径差异。作为诗人的李发模的想象力是内敛的,这并不代表他的诗歌语言也是内向安静的。恰恰相反,在李发模的诗歌里常见的语言方式是带有金石之声的心灵撞击。

论沈从文诗论中的韵律说

作为小说家和散文家的沈从文遮蔽了作为诗论家的沈从文,他以诗化小说家、诗人、编辑、读者的身份写的一些诗论体现了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韵律说是沈从文诗论中的重镇,他的韵律说注重对文本的解读,注重对人性的关怀,注重对民歌方言、古典诗词、外来语的借鉴。他的韵律说分为内在韵律和外在韵律,每一个部分都体现了他对诗歌艺术独到的思考和独特的诗学品格。

汉画像砖线的韵律表达

汉画像砖形式繁杂、内容丰富,造型意象、简洁鲜明,稚拙却生动的画面形象,在绘画的形式语言表现上于今时今日别具特色。汉画像砖多为块面表现形体“以块求力、以块求韵”,但在众多画像砖艺术语言中,线性的存在一直游走于画面中,不论是直白的表现方式还是蕴藏的内在韵律,‘线’的存在丰富了画面的组成,将静止的画面添加了灵动鲜活的意趣生机。直与曲的线条排列在画像砖中的多样表达,平行与垂直在空间布置的视觉反差,在画面中强化视觉效果、引领观者视线。

中国现代节奏诗学的系统探讨与体系建构——论王雪松《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兼及现代解诗学的新路径

相对于外在形式与内在韵律早已固定成熟的古典诗歌,现代诗歌的发生与发展总是处于不断探索和演进的历史进程中。王雪松新近出版的论著《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是系统探讨节奏问题的诗学研究成果,这是一部具有鲜明问题意识并体现“窄而深”研究理路的后出转精之作。

理查德·罗蒂的文学文化

罗蒂利用斯诺的科学文化和文学文化之间的张力强调文学的独特价值,力图建立文学文化。他从反对把哲学作为文化的基础学科开始,利用先前哲学家的思想资源逐步消解哲学的权威性,使哲学最终成为一种文学类型。哲学和文学的关系由此成为文学文化内在韵律的主要表现。罗蒂既承认二者之间的对立,又试图通过新的文学知识分子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实现其实用主义的文化目标。他试图在后现代的思维框架中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尽管在论述中观点摇摆不定,并且乌托邦色彩浓厚,但这仍然是一种有吸引力的选择。

荒诞与悖论:北岛诗艺术论

北岛诗歌的现代主义特征不仅是心灵和时代的吻合,也是和世界思想发展潮流相一致。北岛诗的语言风格基本是保持在一个完整的语系里:主体与客体的颠覆;客体直接变成主体;主客体的悖离,构成了荒诞的意象群。构思奇峭绝妙,悖论的意象,内在韵律结构全篇,运用了大量的象征、隐喻、暗示、夸张和蒙太奇手法。

论音乐教育在茶文化中的运用

音乐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培养音乐家,而是为了培养符合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人。在茶艺表演中,音乐和茶艺的结合催生出了茶文化深层次的内涵,茶艺赋予音乐以形象,音乐赋予茶艺以灵魂,茶艺借助音乐使人产生无限的想象力,提升欣赏者的审美感,茶艺在音乐教育上具有推动作用,同时在塑造完美人格方面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郭译《浮士德》中中国古典诗体的运用

郭沫若《浮士德》译本有大量中国古典诗体的诗句。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通过对原诗剧的外在韵律的疏离,赋予与原文相异,却符合中国诗学传统的节奏和韵律,使译文在中文的语境中产生了新的乐感律动,从而赋予了译文新的审美价值。《浮士德》译文在形式和韵律上对外在律的注重与同期郭沫若诗歌创作时对内在律的强调所形成的背反,根源于"五四"时期其艺术创作的自身精神特征。

《史记》的抒情意蕴

司马迁《史记》中大都带有浓厚的抒情色调,其内在韵律和外在韵律高度融合的意蕴,揭示了作品的抒情性给历史散文带来的韵味,给读者带来的艺术享受与无尽遐思。

浅谈歌唱中情感的处理及其运用

情感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是人对于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体验,是对某种体验需要发泄的动态反映。情感是歌唱艺术的精髓灵魂。声乐曲仅仅是乐谱上的音符文字,要使歌曲获得生命成为音乐,就需要演唱者不仅要再现歌谱上那些显见的记录,更要去挖掘蕴藏在作品里那些无法记录的情感内容。因为无论词作者把歌词写得多么明确, 曲作者把歌谱写得多么详尽,用了多少表情术语,都无法表达歌词的情感内涵。

论音乐教育在茶文化中的运用

在普通高等院校进行音乐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音乐家,而是为了培养和谐的人。对于茶艺表演内涵的深层面的理解,需要借助人类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是无限的。音乐欣赏则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有效手段。音乐赋予茶艺以灵魂,茶艺赋予音乐以形象。鉴赏力是通过欣赏作品的不断积累,使我们潜意识地形成一种恰如其分地去衡量其他作品的标准。而这种衡量评价标准的能力的形成,对于完成一个完美人格塑造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郭沫若建国前的诗论

郭沫若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他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以狂飚突进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唱出了“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最强音,从而为我国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女神》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既是“五四”新文学革命孕育的结果,又是诗人独具个性的诗论的产物。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在作家一定的政治立场、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样,任何诗篇,也都是在诗人一定的诗歌美学观指导下的产物。

台湾新文学运动先驱张我军的诗歌理论

1926年8月11日,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的台湾青年张我军来到位于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鲁迅寓所求教.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有“张我权(按:系张我军之笔误——引者)来并赠《台湾民报》四本”的记载.第二年四月,鲁迅在广州写作的《写在〈劳动问题〉之前》(《而已集》)一文中追记了同张我军此次谈话的内容,赞扬了张我军等台湾青年热爱祖国、关心国事的精神.这位张我军是台湾新文学的先驱,不仅是小说家,而且又是诗人、诗论家.

教你学写诗

我们学写诗,学习的是新诗。所谓新诗,是指“五四”以来用白话创作的自由体诗。虽然新诗采用的是通俗化的语言和自由体的形式,但它与中国传统诗歌(古体诗)却是一脉相承的。其特点概括有四:1.充沛的感情诗歌是感情激动的产物,长于抒情是其重要特色。钟嵘在《诗品》中说,四时之景、个人遭遇和社会事件触动了人的情感,人不通过诗歌来表达郁积于胸的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