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书视野下内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生活——对几份明代清水江文书的分析

2010到2014年间发现的明代清水江文书,全是来自于明代国家的内地边疆或者"楚边"地区;文书从三个方面细微地展示出内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生活:屯田制度下长成起来的卫所、府县与土司的二元乡村社会结构;苗田、屯田、民田构成的乡村经济结构及民田化发展的趋势;田地纠纷与建场开市的乡村社会日常生活。

云南武庙:边疆内地化的侧影

全面梳理云南武庙历代建修情况,重点考察建修主体、目的、选址及依托于武庙的社会活动,发现云南武庙与内地差异并不太大。云南武庙有社区组织性质,是官方与民间社会生活紧密衔接的公共空间,是内地社会组织与文化习俗向边疆移植的产物。它由武到文,从军事到社会生活的各层面深刻地影响着云南地区各族人民,是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交融的公共空间,是不同宗教力量与世俗力量妥协共生的空间,它展示的中央权力与文化统领程度成正比,也是边疆内地化的一个侧影,云南各地民族群众在集体参与的事件和经历中形成共同的家园感。

关于完善内地边疆班(校)办学模式的思考

当前内地边疆班(校)有独立建校式、合校混合式、择优插班式、散插混合式等办学模式。各办学模式均有其优势与劣势。内地边疆班(校)存在课程设置与文化差异、管理模式与人才培养、应试教育与人才需求、培养目标与政策执行环节等方面的冲突,因此建议创新办学模式、提升教育目标、更新教育理念、完善教育体制,为边疆地区培养真正需要的人才。

边疆与内地一体发展的微观视角:清前期地方官员群体与滇东南区域社会治理

清前期滇东南正式纳入大一统政治一体发展进程,经济社会得到较大发展。此与任职滇东南的官员群体的具体治理行为有着较大关系。根据地方文献记载,清前期任职滇东南的官员群体具有一些基本的特点,如主要来自于内地各省,尤以江南地区为多;由于相似的教育背景,因而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道德取向和家国情怀。他们在任职期间,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积极兴办学校传播儒学文化,重视社会教化、改良风俗,稳定边疆社会。通过具体的治理行为,传导了“国家在场”的观念,使得滇东南边疆民族的对内文化认同乃至国家认同进一步增强,对于边疆与内地之间以儒学文化为轴心纽带的凝聚、最终实现经由“中国认同”延伸到对边内一体实质发展的不懈追求具有重要意义。

“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中国古代王朝治边政策的双重变奏

中国古代王朝对边疆地区采用了既互相矛盾又相辅相成的两种治理模式,即"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这两种治理政策始终贯穿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并在边疆治理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起到不同作用。虽然两种治理政策在不同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地位不同,但是基本上没有舍它而独存,而是互为参用,均对中国古代边疆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边疆内地化背景下的蒙汉民族贸易变迁(1368—1949)——以宁夏地区的蒙汉贸易为例

不同时期的蒙汉民族贸易表现出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其前后具有一定的继承性。随着宁夏地区的边疆内地化,明代以来宁夏地区的蒙汉民族贸易市场,逐渐融合到宁夏当地的市场体系中去。至清末,互市这一名称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其或融合到当地的城镇市场,或融合到当地乡村市场。

边疆内地化的渐进:清代察哈尔治理的发展历程

清代察哈尔治理经历了清前期、中期及晚清以降三个发展时期。清前期编设察哈尔八旗,加强对察哈尔的控制;设置口北三厅,形成二元治理模式。清中期,设立察哈尔都统,其职权不断扩大,至嘉道年间俨然成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官。晚清以降,包括全面放垦在内的清末新政为察哈尔建省和内地化的完成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清朝治理察哈尔的历史也是察哈尔边疆内地化的历史。

略论元明清时期中央与西南边疆政治关系的整合

元明清时期是西南边疆与中央关系构建整合步入正常化轨道的重要战略期。三代封建统治者对建构整合西南边疆与中央的关系十分重视,采取了多种举措来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控制,试图加快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如在政治上实行内地化管理体制,在民族地区则稍加变通。在唐宋羁縻之治的基础上,元代实行土官土司制度,明朝发展为土司制度,并进一步完善;清初继承明代的做法,对土司制度更加严格、规范,并适应形势发展适时改土归流,同时与边疆割据行为进行坚决斗争。封建中央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西南边疆成为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西南边疆与内地交通联系的畅通,为封建王朝中央整合与西南边疆之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内边相维:陕甘总督与乾隆年间新疆道府州县建置

清政府统一新疆后,秉持“内边相维”原则,令陕甘总督参与新疆治理,这在新疆东部汉族人居住区的行政建置上体现得尤为显著。陕甘总督不仅与乌鲁木齐都统管辖上述道府州县的人事权,而且还掌握着财政大权,体现了清政府在西北边疆治理中将陕甘与新疆统筹治理的战略考虑。清政府设立道府州县等内地化的行政建制,在治理体制上实现了新疆东部地区从边疆到内地的转变。这种“嵌入式”治理特点,为晚清新疆建省时“新疆与陕甘合治”的“一体化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生态边界、族群归类与西南边疆社会的内地化进程

“中国”含义的变迁导源于华夏边缘的推移。中国西南的华夷界限在秦并巴蜀后从“秦岭—巴山”南移至“横断山脉—大凉山—大娄山—武陵山区”一线。汉武帝两次开发西南夷后置诸多郡县,终未能从根本上推动此界限的继续移动。后世中原政权屡经更迭,夷夏之辨代有差异,但这一奠基于秦而定型于汉的西南华夷边界难以大规模向南、向西推进。原因有二:第一,自然生态造成的经济文化类型的差异,形塑了内地人群与边疆人群的认同界限;第二,内地移民虽在秦汉时期已进入西南,但山寨与坝子相间分布的地形特征使移民及其文化呈现“点—线”结合的分布格局,在元代以前难以实现“面”上的内地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东亚地区不同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并铸牢的。

清前期鲁魁山地区的治策与“汉夷”关系

滇南鲁魁山地区由于其位于滇南交通扼要且环境复杂,明清之际成为各方政治力量角逐的战略要地。清朝底定中原后为稳定全国局面、恢复发展对当地土司采取相对宽松的扶绥政策,同时也不断通过垦荒、开矿等措施鼓励中原人口向云南转移,然而鲁魁山地区土司的不断做大,劫掠客商、压榨土民,为祸一方,并最终成为阻碍清初滇南地区发展的主要力量。随后清廷经过对政策与当地实际情况的不断思考与总结,抓住当地“汉夷”、官民之间的矛盾施策,将该地区改土归流进而彻底纳入王朝掌控之中,但“汉夷”双方又在围绕盐、茶等生计而不断爆发出新的冲突,在王朝与地方的力量互动中,清廷通过镇压叛乱、遍施礼教等方式,完成当地“汉夷”格局的再平衡。

边疆内地化与历史整体性:论江应樑的民族学与边政实践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由传统政治结构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巨大挑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现代性政治的要求下实现多民族整合。江应樑的边疆内地化及其历史动力学的研究致力于探索出一条消除边疆特殊性并规避民族分离主义危机的现代化方案。通过与民族主义的辩论,江应樑转向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以期解决传统政治结构与现代性要求之间的张力,并为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坚实的历史依据。这对于当下思考边疆民族问题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清水江文书:中国文书研究的新视野

文书从契式上看,清水江文书是中国成熟契约文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运用;清水江文书存在着契式的成熟与契约书写内容简约的巨大反差,其原因在于它"内地边疆"的社会背景;简约不是简单,清水江文书简约一面潜藏的却是一个"成长中社会"的生动历程,使之成为中国古代文书研究的新课题,也对其研究方法也提出了新要求。就上述意义而言,清水江文书为中国文书研究展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边疆内地化背景下地域经济整合与社会变迁——清代陕北长城内外的个案考察

明清时期,陕西布政司北界为长城一线,民国至解放初期形成今天格局。蜿蜒于长城以北的陕边延伸区域,清代本为陕蒙"禁留地",从禁留地到黑界地、伙盘地,以至陕绥划界,中间经历一系列的社会变迁。本文从人口、民族、经济结构入手,探讨边疆内地化过程中陕北沿边一系列的社会变动,指出:在北部农牧交错地带,社会的转型建立在民族人口、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生产方式转变的基础之上。本文也为鄂尔多斯南缘自然、人文环境变迁研究提供了社会与经济的背景分析。

边疆与内地合作互利视阈下的战时边疆经济制度设计论析

为了促进边疆经济的发展,改善边疆民生,抵御外部势力的经济侵略,抗战时期知识界以边疆与内地经济合作互利为理论依据,提出了边疆与内地经济共同体建设、边疆新村经济合作、边疆财政整理等诸多边疆经济制度设计方案。这些对于促进抗战的胜利无疑发挥了某些积极作用,为当年或以后边疆经济发展提供了舆论参考。

明清至民国时期文山地区学校教育发展的线性考察

由于地处偏远,历史上开发较晚,文山地区至明代始有传统学校教育的萌芽,至清代进入传统学校教育全面发展的时期。官学(府学、县学)、书院、义学等学校机构,至清代已经全部具备,和云南省靠内地区的教育发展实现了趋同,进一步说,至少在教育形态、教育管理、教学内容等方面,清代的文山已经和中原内地差距缩小,完成了教育内地化过程,实现了教育一体化。民国时期,文山紧跟内地发展步伐,完成了传统教育的转型,为新中国学校教育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边疆、艺术与政治:1947年新疆青年歌舞访问团述论

1947年10月至1948年5月,新疆青年歌舞访问团造访南京、上海、杭州、台湾地区等地,这是当时难得一见的新疆与祖国内地文艺交流活动。该歌舞团既给祖国内地带来了边疆的歌舞艺术,促进了文艺交流,但同时也不难发现彼此之间所存在的误解。在该歌舞团的背后,交织着边疆、艺术、政治多种色彩,从而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历史面向。该歌舞团得以成行,首先便在于其边疆身份,而且这一身份贯穿始终,这也决定了该歌舞团的艺术效果和政治影响力。尽管组建该歌舞团出于政治目的,但其中各方目的并不一致。归根结底,歌舞团仍是艺术载体,突出反映了边疆与祖国内地的文艺交流,是边疆与祖国内地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疆出土早期绿松石制品研究

绿松石是早期中原文化的重要象征物之一,新疆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带,研究新疆早期绿松石文物,可为探究我国早期边疆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提供新的视角。本文系统梳理新疆早期绿松石器的出土情况,发现新疆地区绿松石器从开始出现到衰落,和中原相比其出现时间晚、数量少,在分布上整体呈现出沿着天山山脉分布的特征,反映出自东向西传播的现象,与新疆史前时期彩陶文化的兴衰关系密切;从器形上,绿松石器从形式单一的管状珠到镶嵌制品多样化,其制作工艺提高;初步推测新疆绿松石制品的兴起主要是中原文化与技术传播和影响的结果。结合近年来新疆绿松石采矿遗址考古发现,基本否定新疆早期绿松石来源的“西来说”。

环境史视野下中国西南大旱成因刍论——基于云南本土研究者视角的思考

2009-2013年持续五年的西南大旱的原因备受关注。除官方认为的西南地理地形特殊、全球气候变化及水质污染、湿地退化、原始森林破坏等原因外,西南及东南亚雨林的大面积破坏萎缩、民族生存方式及文化传统的内地化、历史生态破坏后果持续性累积的长期效应影响、现当代政策及其经济利益驱动致使生物物种单一化、物种入侵等造成西南生态系统的变异和根本性破坏等因素,应当是导致、延长西南旱灾最致命、最根本的原因。西南旱灾的形成既与自然规律及自然界的异常变动相关,也与历史上的移民及随之而来的汉民族的生存、生活方式在民族地区的渗透扩张,以及明清王朝的经济、政治开发导致的生态破坏及其生态系统失衡引发的生态危机等密切相关,更是云南及东南亚地区热带雨林大面积毁灭引发的生态危机导致的结果,也是现当代西南乃至东南亚地区为了发展经济,赶走原始森林而种植橡胶、桉树及其他经济林木,导致区域植被种类单一、生态系统脆弱,也给入侵物种创造了机会,削弱了自然本身的协调抗灾能力。对旱灾区域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旱灾最严重的地区就是森林破坏及水土流失现象最严重的地区。因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石漠化加剧和水文地质环境的改变,才使当地涵养水源的生态能力减弱而演变为一场巨大的人为灾难。

清代东北方志纂修述论

从康熙十六年(1677)《铁岭县志》问世,到宣统三年(1911)清朝灭亡,清代东北地方志修成119种,其中亡佚11种,现存108种。在康熙年间编修《大清一统志》推动下,盛京地区修志事业兴起;乾隆年间成书的两部《钦定盛京通志》,由乾隆皇帝下旨敕修,于军机处方略馆中纂办,体现统治者对发祥重地编修通志的重视,是官方修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东北地区人口剧增,新设一批府厅州县,相应带来规模空前的修志热潮,既对旧有州县志进行了重修,新设州县也开始编修方志,其中乡土志数量尤多。清代东北方志的纂修历程,反映出清代东北边疆内地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