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产学研”协同育人的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基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分析

“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是基于传统“产学研”合作育人提出的新模式,为平衡人才供需矛盾提供模式选择。针对人才供需矛盾,基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分析教育内部人才培养主体--“大学”“科研院所”的主导促进作用,教育外部人才需求主体--“产业”“企业”的制约推动作用,及其“政府”引导下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作用机理,为平衡人才供需矛盾提供理论支撑,并从深化“产教融合”、加强“校企合作”、完善“政策机制”等方面,探索“政产学研”协同育人的实践路径,以期为国家培养符合产业需求的创新性复合型人才。

基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省思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为认识教育与社会各子系统之间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该理论提到教育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个体的发展要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必须符合个体的身心发展规律。这一理论对于当前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转型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制约转型成效。地方本科院校要积极推进转型,建立价值认同,依靠创业型领导核心,系统开展制度创新;转型要处理好满足社会需求与促进学生发展、政府推动与院校推动、转型发展与保持特色三大关系。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学说:中国教育学发展的一面镜子——潘懋元教授专访

20世纪80年代初,潘懋元教授正式提出了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学说,这一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原理为基础,同时融合了大量的系统论思想。在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说中,不仅包含尊重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规律,也包含了对认知发展规律的尊重;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说强调教育主动适应社会要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两条规律"指的是整个教育,而不是单指高等教育的;"相适应"是指相互起作用,而不是单方面制约;两条规律关系是平行的,而不是上下位的。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间性思想及其理论价值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是高等教育学的“理论符号”,走进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理论世界”,一方面可以夯实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理论根基,另一方面可以增强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论自信。从生态学和系统科学的视角看,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呈现了教育内部各子系统以及教育与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生态平等性、辩证共生性、共和共运性和全面协同性,蕴含着丰富的生态间性和系统间性思想,挖掘、阐明和弘扬这些间性思想有益于释放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理论潜能,延拓主体间性教育理论的疆域,催生多样化、系列化和一般化的间性教育理论以及中国特色教育理论体系。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提出、对话和源流

2020年正值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提出40周年。借此之际,阐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提出背景、运用法则和适用范围,廓清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交流对话的议题、焦点、立场和观点,辨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理论源流,意义特殊而重大。这一方面有助于客观把握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来龙去脉和系统论证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有助于夯实中国高等教育学的理论根基、增进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论自信、助推中国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

正确认识“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

潘懋元"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中的"适应"应从"受制约"和"起作用"两个层面来系统理解。该理论被简单归纳为"适应论"是不合适的,这不足以揭示该理论所蕴含的丰富内涵。该理论在"社会—教育—人"的研究框架下阐述了"教育应如何发展",而非"就教育论教育",体现出系统性和辩证性。运用该理论指导高等教育实践应把握两个关键:一是高等教育应"主动适应"社会发展;二是高等教育应协调"内外部关系"来发展。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及其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意义

潘懋元教授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开拓者和创立者。他提出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不仅奠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理论基础,而且对我们正确把握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方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我们需要建设作为独立学科的高等教育学,而不是依附于一般教育学的高等教育学;需要建设作为现代学科的高等教育学,而不是作为经典学科的高等教育学。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学术商榷的四大误区——以展立新和陈学飞开启的学术商榷为例

展立新和陈学飞2013年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一期上撰文开启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学术商榷,引发了国内关于高等教育规律的大讨论。这一讨论在深化人们认识教育规律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学术商榷误区:同一概念所表达的意义不同导致学术商榷不在同一层次;基于只言片语片面理解核心观点导致学术商榷目标偏离;"公共预设"的缺省导致隐含意义挖掘不足使得误解丛生;商榷标准的欠科学导致学术商榷难以取得应有的实际效果。要研究这些学术误区的本质和原因,努力构建科学的学术商榷规范,促进教育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科学理解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兼评李枭鹰教授的《高等教育关系论》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是潘懋元先生1980年在湖南大学讲学时第一次正式提出的。潘先生认为,教育规律是多元的和体系性的,以高等教育为视窗审视整个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两条规律是最基本的:一条是关于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规律,称为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简称教育外部规律;一条是教育和人的发展关系的规律,称为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简称教育内部规律。教育的外部规律可以表述为“教育要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也可以进一步表述为“教育要受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因素制约并对这些因素的发展起作用”。教育的内部规律是指人的培养过程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必然联系与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显见的关系有三个:一个是教育与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以及个性特征的关系;一个是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再一个是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影响诸要素的关系。教育内部规律就是这些关系与作用的总和。

从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谈大学自律

大学自律的主体是大学,就像道德自律的主体是人一样。从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角度探究大学自律,一方面大学在高等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作用下通过自律使其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同时又保留了相对的独立性,即走出"象牙塔"又超越"象牙塔",自律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着"为之服务"与"受制约",让大学从适应社会的发展进而达到引导与促进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大学在高等教育内部关系规律的作用下通过自律来探求与遵循个人发展、成才的规律以及正确处理各育之间的关系,让大学实现"使人成人"的完美目标。而自律最终使大学做到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统一,使大学在不断自省吾身中始终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再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学术商榷误区——以展立新和陈学飞引发的学术商榷为例

学术商榷必须要避免陷入误区。展立新和陈学飞2013年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一期上撰文开启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学术商榷,存在着诸多学术商榷中常见的误区,主要有:文本理解的误读误构问题、论据论点支撑性不足和论证方法欠科学性等。要消除学术商榷的误区,真理必须作为学术商榷唯一标准;必须充分"明示"学术观点和充分理解学术问题;必须正确判断"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和构建科学的学术商榷标准和商榷方法。

再论正确认识“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

潘懋元先生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是世界观,揭示了如何在"社会—教育—人"的理论框架下"科学"的推动教育发展以及"高等教育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科学内涵。该理论同时也是方法论,提出了推动教育"整体"发展的总体方法和思路。对于该理论,应该进行系统深入地学习,以规避一些不合理的认识。

论潘懋元“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

"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是潘懋元教育思想的核心与基础,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从它的提出、内涵及其争辩来进行探讨,并指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在学术上、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上及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具有重要价值。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提出及其实践意义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提出,奠定了高等教育学重要而核心的理论基础。讨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提出的实践意义,有助于深切体会学术探究背后所包含的精神力量,更有助于理解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指导意义。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及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运用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说的精义,在于不仅把现代教育理解为人才培养活动,而且理解为一项社会事业,从而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中研究和揭示教育规律。教育外部关系规律主要指宏观层面的教育发展规律,教育内部关系规律主要指作为教育活动的人才培养规律。以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指导高等教育研究,对于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争鸣:研究回顾与展望

今年是潘懋元先生提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40周年,该理论自提出之日起便引发争鸣不断。争鸣主要围绕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提法、科学性、立论基础、分类标准、分类方法、表达方式等展开。这争鸣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史上一道靓丽风景,理清了争鸣的关键问题,丰富了对教育规律的研究,深化了对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活跃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氛围,但同时也存在基本概念不明确、未产生新的理论观点、未"吃透"对方观点、未形成良性循环、商榷的思维比较固化、缺乏历史考察等不足。未来深入研究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需要深刻理解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提出的时代背景,需要深化对规律和教育规律的理解和研究,需要争鸣者吃透对方的观点,需要创新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需要在加强自身合法性的维护中进行自我批评,需要强化对高等教育实践的关注,需要以问题为基点拓展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范畴,需要从社会历史规律和规律的特殊性角度来考察,需要在研究中凸显和确定"人"的立场,需要拓展研究的跨学科视野。

歧见与共识:教育内外部关系论争及中国教育发展道路的哲学表达

教育内外部关系学说论争汇聚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为重要的几场学术争鸣,反映了理论对中国教育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歧见的源头来自理性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分歧,两个哲学体系产生了不同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定向。今天,有限理性实践哲学、西方理性哲学与中国古代实践哲学都已成为中国教育发展道路的“先见”,对教育现实性与超越性张力的生存论、本体论与实践论把握仍需要长期的求索,在此过程中,中国教育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哲学表达将日益显示出独立性、自我理解的深化与自我主张的势能。

基于内外部关系发展的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的构建

教育治理,"治"的是权力,"理"的是关系。随着内外部环境的改变,高职院校的内部关系呈现复杂性、混沌性、挑战性、失衡性和不适应性。高职院校外部关系的关键即为与政府的关系,院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实为鱼和水的关系,院校与企业、行业组织之间的关系是战略伙伴关系。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的要素,即院校运行和决策的系列制度安排和权力层级构造,均是围绕着治理主体(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而重构。由于利益相关者多元参与,高职院校治理体系须在法治、共治、善治理念的指导下构建;又因为职教环境不断发展变化,治理体系的构建体现区域性、开放性、跨界性、系统性、共赢性的特征。"三治"和"五性"的实现,需要依靠有效公平的制度规范、运作有序的权力机构和良好协商的沟通平台。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高职院校治理体系得以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

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内外部关系规律探析与对策建议

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校实现内涵式发展,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战略抉择。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牢牢把握应用型大学供给侧与所在城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侧这一主要矛盾,既把握运用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正确处理学校与所在城市(区域)的关系、学校学科专业建设与城市(区域)产业布局的关系,推动学校与城市(区域)融合发展;又把握运用内部关系规律,正确处理学校内部学科和专业的关系、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推动学校内部诸要素融合发展。以学校与城市(区域)融合发展为牵引,以学校内部诸要素融合发展为支撑,合力推动高质量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跨国公司子公司内外部关系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理论研究——以吸收能力为调节变量

本文主要研究跨国公司子公司内外部关系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理论研究,并以吸收能力为调节变量,以及内外部关系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通过本文研究可以为以后跨国公司子公司内外部关系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