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内容治理的主体结构理论研究

网络内容治理包括国家及政府部门、互联网企业和行业组织、网民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各主体所扮演的治理角色、承担的治理责任、参与治理的途径各不相同。这些主体间以不同的位置关系组合在一起则形成了不同的治理结构,各种各样的治理主体结构可以抽象概括为以新加坡、韩国为典型的层级式结构,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多中心结构,以及混合结构。三种结构形态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但各有适用的情形和领域。塑造符合我国网络内容治理实际需求的主体结构,关键是确定各治理主体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的功能性分权,其中最重要的是确定广义政府的位置。同时,在治理结构塑造的过程中,要针对不同的治理对象设置不同的结构,并建立起结构之间变换的制度性机制。

从“规制”到“元规制”:社交平台用户生成内容治理的范式转型

面对社交平台上海量用户生成内容,传统“规制”模式的不足越发凸显:有害内容传播与平台自治之间存在张力;“保护”用户的同时也“侵害”其基本权利;对“可见性”的争夺破坏了“公平性”。为了寻求破局之道,引入“元规制”理论视域和实践经验,有助于勾勒治理范式的转型方向:继续明确平台定位与责任,实行间接问责;规范并公开内容调节的程序,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推动内容矫正的公平性、可问责性和透明度,形成各主体被平等对待的压力。本文发展了内容治理的三个维度,将其置于“元规制”视域下进行审视,旨在描摹未来可能的改革方向,助力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公平公正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

互联网内容治理的政府行动策略——基于Y市网信部门的分析

互联网内容治理是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地方政府在治理时面临“时”“空”“量”,即信息处理时间、管辖权限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挑战。确定治理行动者的行为逻辑是描述、解释和构建中国式治理理论的必要方面。文章采用归纳式案例研究方法,将Y市网信部门作为田野调查对象,以“制度—心理—行为”理论框架对其治理行为机制进行了探析。分析发现:政府行动者在规制性、规范性和模糊性的制度情境下,以风险防范、规则遵从和自主阐释为认知框架,通过程式构建、重点聚焦和边界强化行动策略来展开互联网内容治理,其背后的逻辑是权威—合法性、认同—合理性、阐释—有效性的三重交互作用。这些发现挑战了国内外已有的一些观点,丰富了对中国互联网内容治理逻辑的理解。

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平台责任配置研究

数字内容产业的供求机制容易导致非法有害内容泛滥,从而带来严重的负外部性。由于数字内容平台处于守门人地位,因而需要强化以平台主体责任为核心的治理体制。平台责任配置的重点是激励平台履行合理注意义务,以最低的社会成本治理非法有害内容。平台责任配置应遵循法治原则、促进创新原则、有效激励原则、比例原则和过失责任原则,并建立多元主体合作治理体制。平台主体责任体制的基础是建立非法有害内容分类分级细则和分类配置数字内容平台主体责任。为此,应从以下方面完善数字内容平台主体责任体制:建立平台主体责任履行激励机制,完善非法有害内容违法犯罪的处罚措施,确保平台内容治理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强化平台内容治理的透明度和问责机制,创新平台人工智能应用治理手段,提升平台内容治理的技术赋能。

网络空间内容治理政策评价及其优化——基于PMC指数模型的分析

复杂多变的网络空间与稳定和谐的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不断凸显,需要相关的政策设计作出回应。基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成立以来颁布的网络空间内容治理政策,在论述政策表达逻辑的基础上,结合既有研究构建PMC指数模型,展开对网络空间内容治理政策的评价。研究发现:网络内容识别类政策较为匮乏,部分政策对风险评估、制度建设和社会监督方面的关注度较低,存在工具运用不合理、政策领域不全面、政策效力不足等问题;PMC指数与政策工具、政策领域、政策功能等具有强相关性,与政策性质和政策策略具有弱相关性等。应从提升政策效力、优化行政架构和创新政策工具应用等方面促进网络空间内容治理政策优化。

浅谈媒体融合环境下主流媒体的多媒体内容治理

【目的】根据中央网信办对内容安全的要求,为应对媒体融合环境下不良信息传播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加强主流媒体发布信息的内容监管,使主流媒体不断适应媒体融合新形势下的内容治理要求,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牢牢把握了主流媒体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确导向。【方法】目前湖南日报社采用多媒体内容的智能审核与自动检测平台辅助,人机结合的方法,严格执行“三审三查”制度,做到“事前预防、事中提醒、事后检查”,提高新闻产品的审核及检测效率,最大程度上协助内容生产部门避免各类重大差错。【结果】湖南日报社使用平台辅助检测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多次重大报道都通过机器自动检测大大提高了审核效率,尽可能地避免了重大差错。【结论】主流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要坚决守好阵地,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引领,不断提高审核能力和检测精度,主动担负起内容治理的“扛把子”责任,利用主流媒体的权威地位联合监管部门、运营平台、顶流内容制作者等信息传播各方,共同协作参与内容治理,率先垂范形成行业自律,提升行业影响力的同时把内容治理工作引向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努力适应新的融合发展需求,传播社会主流意识与正确价值观、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融媒体平台“中央厨房”系统下内容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湖南日报社为例

文章以湖南日报社为例,探讨融媒体平台“中央厨房”系统下的内容治理实践路径。湖南日报社在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联合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公司,自主研发“中央厨房”系统,构建起集内容生产、发布、推广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全媒体内容生产运营平台,建立“一次采集,多渠道发布”的内容生产和发布模式。报社在“中央厨房”系统中深度嵌入多媒体内容智能审核功能,优化网络内容治理方式,强化对产出信息内容的治理和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目前,其在网络内容生态治理方面仍面临风险与挑战,包括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内容生产把关和稿件审核流程执行不到位等,导致出版差错时有出现。文章指出,在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背景下,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网络内容治理体系,确立有关部门、机构媒体、社会组织和公众的主体责任,整合舆情监测力量,驱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从而提升网络内容治理效能。主流媒体特别是党媒,应转变观念,变“堵”为“疏”,化被动应对为主动引导,与有关部门、社会组织等全方位、多维度合作,共享信息数据,建立网状的组织体系,以实现“以网治网”协同共治;要挺膺担当,激浊扬清,凝聚网络正能量,引领网络文明风气;要加强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提升网络内容生态治理效能,使网络空间变得更加清朗、有序。

中国网络内容治理政策:变迁脉络与工具选择——基于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

基于数字治理的视角,从网络内容生产模式变化的三个阶段:专业生成内容(PGC)、用户生成内容(UGC)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来考察中国网络内容治理政策的变迁脉络。选取1997年至2022年出台的81项网络内容治理政策文本,采用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方法,建立了“治理工具—治理环境—治理价值”的三维政策分析框架。研究发现,这三个阶段网络内容治理政策的共性体现在对规范式治理工具的偏好和对安全、有序两大治理价值的选取方面;差异性不仅体现在运动式、引导式与智能式等治理工具在不同阶段的使用频率上,还体现在各阶段对发展、和谐治理价值的关注度上。中国政府在网络内容治理领域具有“强监管”的路径依赖、“善学习”的能力禀赋和“重稳定”的渐进特性,由此需要从治理工具、治理环境与治理价值三个维度入手,切实提高中国数字政府治理与数字社会治理能力。

网络平台内容治理权力行使的程序问责

网络平台已从被动、中立的信息中介演变为数字空间的主动管理者,政府借助平台对网络内容在线执法,事实上赋予了平台公共治理权力。执法私有化和公共权力的下放,引发实质性和程序性两个层面的法治问题。为规范平台新型权力,应创设新的监督机制,为平台行使公共权力提供更多的程序问责,回应私人治理合法化的需求。

网络平台信息内容治理现状、问题与对策

在互联网服务中,随着网络平台不断向纵深发展,其资金和技术上的优越性不断得到发挥,使得网络平台成为控制信息主要力量。但由于网络平台隐私性与公共性矛盾,使得其数据采集、存储、传输、处理、利用等环节不当行为更易产生风险,因而网络信息内容治理面临监督机制、网络平台监管机制以及用户权益保护制度欠缺的一系列挑战。应当集中数据监管执法力量,整合多部门治理优势,加强协同治理来完善行政监督体制;构建网络平台行为监管制度,加强网络平台内部控制,完善网络平台信息内容治理授权机制;完善网络平台信息披露制度,健全公众参与,构建完善的用户权益保障体系。

网络内容治理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及保障措施研究

本文在对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原则予以分析,总结出其应具备信息整合与融合、信息管理与检索、信息沟通和信息分析等功能基础上,对网络内容信息治理共享平台进行框架设计,并从制度、技术、人才角度提出相应保障措施。

网络内容治理:基于负面清单的信息质量监管

网络内容治理是一种以负面清单为基础,政府主导、多主体协同的信息质量监管。理论上,"安全"和"发展"是网络内容治理的两个基本价值向度,它们同等重要但不一定可以兼得。实践中,各国对这两种价值向度的理解尤其是二者之间的排序差异很大,从而呈现出不同的信息质量监管模式。静态地看,一国的网络内容治理体系是在既有国情下对"安全"与"发展"的权衡和定位;动态地看,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增长,其网络内容治理中的价值向度会从"安全为大"逐渐调整为"发展优先"。在不同的价值选择下,网络内容治理的负面清单、监管模式及相关制度安排都会有所不同。

网络内容治理的概念建构和形态细分

网络内容治理的概念建构,经历了从内容到网络内容的词汇转换,内隐着网络内容与网络形式的语义区分,体现了从日常语言到学术语言的学理化过程。作为学术语言的网络内容治理,其核心意涵是对互联网信息进行质量监控,它贯穿于网络信息的生产、传播、使用等所有环节,着力于网络内容生态的定向涨落。网络内容治理的直接指向是网络不良内容,它与"不合格"网络内容的同族概念如有害信息、负面信息、不良信息、非法信息等形成相互涵摄关系。近年来,"内容生态"作为网络内容治理的新指向越来越引人注目,正在从理论研究走入治理实践。以此为基础,网络内容治理可细分为网络内容监管和网络内容生态治理两种具体形态,它们在理论基础、推进逻辑、执行结构和政策工具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UGC平台内容治理策略——中介机构参与下的三方博弈

用户生成内容(UGC)质量问题日益凸显,内容治理成为UGC平台发展的关键行为。研究探索了UGC平台内容治理的影响因素,分析了不同因素对平台、中介机构和用户三方行为路径的影响,为平台开展内容治理、探寻“安全-发展”路径提供决策依据。通过构建“UGC平台-MCN机构-头部用户”三方演化博弈模型,运用复制动态方程分析和MATLAB软件仿真分析,模拟三方博弈主体在内容治理中的策略演化路径。研究发现,惩罚成本和治理强度、中介机构管理成本、流量损失和声誉损失等因素对内容治理主体的决策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据此提出有利于博弈主体向{治理,管理,合规}稳定点演化的建议措施,以期促进UGC行业更加健康稳定发展。

新加坡网络内容治理及对我国的启示

作为网络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内容治理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新加坡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网络内容进行治理,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一套完善的网络内容治理体系,树立了网络内容治理的典范,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分析新加坡网络内容治理的保障体系和具体方法,结合我国网络内容治理现状,以培育政府、行业、网民三方治理主体和运用法律、技术、道德等多种手段为切入点,阐述新加坡网络内容治理对我国的启示。

三角角力与公私对列:美国社交平台内容治理研究

社交平台的兴起带来的网络内容治理成为数字平台环境下一个棘手的问题,以企业为代表的私人部门凭借着技术和资本的优势,在公共问题上的权力越来越大,甚至可以直接左右公共事件的讨论和决策。社交平台的治理问题涉及到国家(政府)、平台、用户等多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博弈局面。本文以美国政府与社交平台之间的争端为引,研究美国社交平台内容治理的现状,从相关规定的制定与执行中发现,治理存在公权力私有化、政府与平台公私对抗、三角关系冲突等问题。

国内法域外适用:跨境网络内容治理的实践机制

国际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跨境网络内容治理的挑战。网络空间中有国家主权,跨境网络内容治理需要科学而严密的国内法作指引。虽然我国加强了互联网领域的域外效力条款立法,并通过国内法域外适用机制进行跨境网络内容治理,但仍存在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提高跨境网络内容治理水平,需要政府、行业自律组织、网络平台等多主体协同参与,并通过提高相关中国法域外适用效果、加强境内网络平台涉外内容治理、建立具体事务领域常态化国际合作机制、提高网络平台企业业务合规水平等举措共同推进。

网络内容治理中的行业协会:中介地位与协作治理

在互联网内容的治理主体中,行业协会作为“政府”和“非政府”互动关系的中间者,是构建互联网治理综合体系的重要主体。当前,各地政府纷纷探索社会组织作为互联网治理主体的创新举措,在关注行业协会的定位、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手段的同时,研究发现:作为中介的行业协会,承担着政府和非政府的双重属性,具备自我管理与软性管理的治理手段,并且具有多个治理主体协同合作的创新模式,但也存在着社会影响力有限、地区发展差异大、功能服务有待加强、制度建设不够健全的不足。应该在理念发展、主体合作、制度建设、治理手段等方面为行业协会更好参与网络内容治理提供破解之道,以期推动我国网络内容生态空间的健康、有序和长远发展。

互联网内容治理评价体系研究

目前,互联网内容治理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在技术的推动下,内容生产与用户规模日益庞大、生产模式与传播渠道日趋多元,低价值内容随之泛滥。本文通过对互联网内容治理对象的界定与对比研究,旨在建立全面、科学、可获取的网络空间生态评价指标体系,为修正治理规则、完善治理效果提供参考。

基于区块链的数字内容治理:考察与思考

[目的/意义]随着互联网日益成为重要的信息传播平台,当前面临在线数字内容治理的众多困难问题,区块链为在线数字内容治理带来新的有潜力的技术选项。对基于区块链的数字内容治理的深入考察对于推动其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对此,本文从电子版权管理、数字内容分享与交易及相应的监管与追责方面入手,对过去几年来基于区块链的数字内容治理的文献加以总结整理,并说明部分实际应用平台。在此基础上,对这一领域当前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加以思考。[结果/结论]本文提出:(1)区块链对于在线数字内容治理具有重要意义;(2)数字内容治理的业务模式问题、业务模式和运营机制同相应的技术架构的结合问题,值得针对不同的情景加以深入探究;(3)应注重深化对基于区块链的数字内容监管与可追责性的研究;(4)还应关注数字内容共同创作的问题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