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全、智能化与网络内容生态治理——2023年度中国网络治理研究全景式学术扫描

随着互联网成为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之一,网络治理成为关乎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之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横空出世,搅动信息传播格局发生深刻变革,带来智能信息生产与传播治理的全新问题。新闻传播学、法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对新技术新语境下的网络治理课题展开研究探索。本文对2023年度中国网络治理研究展开全景式学术扫描,对新安全格局下网络综合治理、网络内容生态治理、智能治理、数据与算法治理等热点问题研究进行剖解点评,旨在为未来网络治理格局的巩固建设提供参鉴。

网络内容生态治理的理论向度、当下挑战与未来进路

网络内容生态治理强调以“内容聚集样貌”为中心,是网络空间治理的核心,蕴含着外部性、多样性以及元治理等多维理论向度。这些理论向度形塑了内容生态治理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践旨趣,即实现网络内容生态的良好建构,以达到网络内容结构完整、网络内容生态系统功能优化的目标。在当前平台语境下,网络内容生态治理面临着基于算法的垄断竞争性平台带来内容品质的挑战、生成性人工智能平台带来内容伦理的挑战、从放松规制到强化规制带来治理成本上升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需要从元治理理论出发,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进路:要树立正确理念,坚持积极规制和消极规制并重;要发挥政府主体作用,完善内容生态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要坚守平台底线思维,建立内容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要强调成本和效率意识,融合政府规制和自我规制。

国内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研究的系统性综述

[目的/意义]对国内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未来研究和治理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方法/过程]从CNKI核心期刊库采集文献数据,利用文献计量法揭示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研究的宏观态势,利用系统性综述方法筛选出符合标准的文献,从治理者、治理对象、治理工具以及治理机制4个维度进行梳理与归纳。[结果/结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成为学界基本共识,解决主体失灵现象和促进主体协同是近年来关注的重点之一;当前研究已经突破信息内容本身,与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和使用有关的各类主体、技术以及背景环境都成为研究对象;治理工具可以归纳为规制型工具、促进型工具和教育引导型工具3大类,借助数智技术强化治理工具效能已成为政府和多数学者的共识;治理机制归纳和划分为事前、事中以及事后3个阶段。未来需要更多从总体国家安全高度加强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整体性治理研究,加强网络正面优质信息内容生产与推荐,以及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中算法应用的风险治理研究。

深度解读《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

为了营造良好网络生态,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构建天朗气清的网络生态空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19年12月15日发布《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以下称:《治理规定》),自2020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治理规定》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工作要坚持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维护公民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网络信息内容为主要治理对象,以营造文明健康的良好生态为目标,突出了"政府、企业、社会、网民"等多元主体参与网络生态治理的主观能动性,重点规范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使用者以及网络行业组织在网络生态治理中的权利与义务,这是我国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法治领域的一项里程碑事件,而且以"网络信息内容生态"作为网络空间治理立法的目标,这在全球也属首创。

在乡想城与在城望乡——从假靳东和丁真现象看深度媒介化社会的城乡互构、认知错位及网络内容生态治理之道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深度媒介化的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传统社会正逐步让位于城乡一体化的虚拟社会。过去时代城乡居民往往满足于隔空想象对方的生活;如今,城市和乡村的各种文化元素同时出现在网络平台,给人一种触手可及的错觉,甚而引发人们触摸进入对方现实生活的实际行动。但在这样的虚拟空间中,生存经验迥异的人只看到彼此,而非理解彼此,城乡文化割裂并未因社会的深度媒介化而真的消失。相反,虚拟与现实的落差所导致的认知失调乃至主体迷失也带来诸多新的社会问题。为此,以实现城乡文化共生共融为宗旨的网络内容生态治理,就成为当下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技术支撑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引发了网络信息内容生态的根本性变革。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为人们的获取信息以及交流学习提供了全新的渠道。当下网络信息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实现了深度的交融,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深刻影响。极大的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在此背景下,进行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梳理分析网络信息内容生态,对相关生态治理技术进行研究,随后尝试提出构建技术支撑体系的思考和建议。期望能够通过技术体系来构建探索,建设良好地网络信息环境,促进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发展。

面向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旁观者用户干预意愿触发机理研究

[目的/意义]文章旨在厘清旁观者用户对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干预意愿的触发机理,以为用户参与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具体实施路径提供有益参考。[方法/过程]通过扎根理论方法识别触发旁观者用户干预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意愿的因素并构建触发机理模型,然后采用ISM-MICMAC方法,明晰触发因素的关联路径与层级关系。[结果/结论]研究发现以下三条触发路径:“利益相关/文化素养/信息素养→风险感知→社会责任感→自我效能→干预意愿”“涉入程度/社会心理距离→社会责任感/社会危害感知→自我效能→干预意愿”和“涉入程度/社会心理距离/信息内容恶劣→触发情绪→干预意愿”。同时,时间充足、举报导航、政策支持、社会支持和平台支持会直接触发旁观者用户干预意愿。

智媒时代网络内容生态治理与编辑的职业使命

智能媒体的发展与普及形成了全新的媒介生态,激发了网民内容消费和生产的积极性,但全民参与的内容生产,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意见市场的失序和网络内容生态的混乱状态,使网络空间治理面临多重挑战。传统上依靠政府主体进行网络规制的单向治理模式应逐渐向平台、生产者与使用者多元协同共治的模式转变,在这一背景下,网络编辑的角色也有待重建。理解编辑在网络内容生态治理中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双重身份,探索智媒时代网络治理的新路径,呼唤编辑作为内容把关人、文化中间人、文明传承人的职业使命变得迫在眉睫。

网络内容治理的概念建构和形态细分

网络内容治理的概念建构,经历了从内容到网络内容的词汇转换,内隐着网络内容与网络形式的语义区分,体现了从日常语言到学术语言的学理化过程。作为学术语言的网络内容治理,其核心意涵是对互联网信息进行质量监控,它贯穿于网络信息的生产、传播、使用等所有环节,着力于网络内容生态的定向涨落。网络内容治理的直接指向是网络不良内容,它与"不合格"网络内容的同族概念如有害信息、负面信息、不良信息、非法信息等形成相互涵摄关系。近年来,"内容生态"作为网络内容治理的新指向越来越引人注目,正在从理论研究走入治理实践。以此为基础,网络内容治理可细分为网络内容监管和网络内容生态治理两种具体形态,它们在理论基础、推进逻辑、执行结构和政策工具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不足与完善:注意力经济时代背景下标题党的公法治理

标题党通过捏造、歪曲事实并制作引人注目的标题,传播非法网络信息,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有加无已,亟需加强公法规制。标题党的公法治理尚存在法律规则不具体、体系不统一的不足,导致执法机关常规治理能力薄弱,依赖专项式、运动式执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的规定无论在规范效力层级上还是具体规则上都不能满足有效打击标题党的现实需要。通过治理规则具体化和治理制度体系化双管齐下完善标题党的公法治理。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网络舆情信息传播特征

在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基于新浪微博舆情信息大数据,探究基于不同类型意见领袖(官媒、自媒体与大V)的网络舆情信息传播机制。通过构建独立级联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模型,对3类意见领袖传播舆情信息特征予以评价。结果表明,官媒对舆情信息传播的主导作用最强,具有相当规模用户群的大V和自媒体,以不同方式影响舆情信息演化。研究结果为相关突发事件中的用户分析和舆情信息传播研究与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风险的法律规制

算法、算据和算力的全面突破,带来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仿真度和功能性方面的超越性表现。以大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相较于传统人工智能具有“涌现性”和“同质性”的全新特点。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嵌于社会,使其具备成为互联网传播基础设施的潜能,其大规模部署也带来了互联网内容生态虚假信息泛滥及道德伦理失范的治理挑战。当前的治理范式也因主要面向传统人工智能模型,难以同新形势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更新充分适配,因而在多维度存在治理局限。结合已有成果,未来我们可以从丰富风险监管层次、拓宽责任主体范围、完善伦理审查机制出发,进一步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治理。

澎湃新闻的智能风控探索

澎湃新闻在不断推进平台化与生态化发展的过程中,对自有内容审核业务进行了深度融合发展和延伸探索,推出了基于“智能+人工+制度”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清穹”内容风控智能平台,并在互联网内容产业呈现几何级数增长的背景下,作为探索媒体融合服务于社会治理的尝试,开展了地方媒体在风控方面的首个产业化探索。“清穹”团队逐渐确立了需求导向、技术赋能、人工为核、机制保障的运作流程,通过深化自主研发与技术集成不断提升产品能力,拓展适合内容风控领域的“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运营模式。

网络平台监管的反思与改进措施

网络平台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产物,与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作为私主体的网络平台在海量的信息资源面前,凭借其自身特有的技术性优势,成为沟通平台与用户的中间桥梁,即形成了"政府-平台-用户"三元主体模式。针对新模式下责任问题,应从法律法规视角进行合理监管,明确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