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内山书店多元文化空间的形成及原因分析

1917年,日本人内山完造在上海开设内山书店。随着书店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书店为中心的中日交流多元文化空间。这种多元具体表现在,该文化空间涵盖文学、艺术、教育、政治等多重领域。书店开设期间,迎来了以鲁迅为首的众多名人的访问。这些中日文化人,以内山书店为主要据点,相继开办了一系列多领域的文化活动。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结成了文艺漫谈会,举办域外版画展览会等;在教育方面,举办夏季文化讲座,成立上海童话协会等;在政治方面,上海内山书店既是马列主义新思想、西洋新知识的传播地,也成为了有志进步青年的避难所。而这种多元文化空间的形成,与书店的地理位置、新青年对新知识的需求、内山完造自身的性格特征等因素密不可分。

内山完造及其内山书店

文章追述了内山完造及其内山书店对中国革命事业和中日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旨在让读者了解那段不应忘却的记忆。参考文献12。

“周鲁迅”是内山书店店员发明的吗?

鲁迅首次赴内山书店是在1927年10月5日,此前,"周鲁迅"的称呼即已在社会上流行,且起码可追溯至1924年1月。思庵先生认为"周鲁迅"之称呼是内山书店店员发明的,此论断恐有失准确。同时,鲁迅本人对此称呼并不认同,为尊重鲁迅起见,还是不要称之为"周鲁迅"的好。

内山书店、鲁迅与中国1930年代版画传播

1930年代鲁迅推动的新兴木刻版画运动中,内山书店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不仅积极参与域外版画的引进,也在版画书籍出版、版画人才培训、作品展览等方面做出诸多贡献。以内山书店、鲁迅与中国1930年代版画传播作为文化叙事样本进行考察,可以见到其不仅具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艺术等多重语义空间,更标示出1930年代上海文化发展的某种向度,有深入探讨的学术价值。

曹聚仁笔下的内山书店

曹聚仁笔下的内山书店柳哲曹聚仁（１９００－１９７２），浙江浦江人。在我国现代文学史、新闻史上是一位颇具影响的人物。他既是名作家，又是名教授、名记者和名学者，一生著作等身，四千多万字，结集出版的将近８０种。３０年代，在上海创办《涛声》，与人合办《太白》...

从外国文化输入到中国文化输出:上海内山书店在中日出版文化交流中的媒介性研究

上海内山书店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特殊的存在。从以日文为主的外文书籍进口到中文进步书籍的代售,中国知识分子从接受国外思想文化到作品被翻译到日本出版,内山书店完成了从外国文化输入到中国文化输出的历史性跨越。特别是中日左翼出版物的流通,对中国的左翼事业起到了支持作用。内山书店不仅出版各类期刊图书,还为推进中日文学译介、文学家交流和中日共同策划出版提供了资源与媒介。在中日关系波诡云谲的民国时期,架起了中日出版界的桥梁,为两国文化交流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鲁迅在内山书店喝什么茶

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上海度过的。1927年10月3日,鲁迅由广州到上海,5日,便去位于北四川路魏盛里的内山书店'买书四种四本';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17日的日记还有'往内山书店'的记载。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在上海的十年就是经常在内山书店喝茶、漫谈的十年。

鲁迅、郭沫若与内山完造相关史实疏正

鲁迅与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他们一生中有着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联。但目前在有关两者的研究中,多集中在文艺创作观念、思想体系构建等方面的阐述,有关两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史事考证的还不够。①这就直接导致了在鲁迅与郭沫若关系的考究中,还存在诸多不实的观点结论,内山完造及内山书店就是二者关系研究中的盲点。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鲁迅与内山完造之间关系的阐述比较全面清晰.

内山完造的中国观

进入二十世纪后,中日交流可谓是进入了交往最频繁、纠葛最多、历史遗留问题最多的一个阶段。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两国关系迅速冷冻,降至零下,进入了我国历史上的十四年抗日战争时期。在此背景下,二十世纪前叶,中日关系处于冰原期的文化交流又是如何进行的呢?此间,无数的日本人与中国人有过交集,但在这之中,内山完造可以说是最受中国人欢迎的日本人之一。本文想要通过内山完造和内山书店,来探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破冰之旅”。

“纪念内山完造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上海举行

＂纪念内山完造先生诞辰１１０周年＂座谈会在上海举行为纪念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内山完造先生诞辰１１０周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和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于１１月２１日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举行＂纪念内山完造先生诞辰１１０周年＂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中方人员有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鲁迅与表现主义

本文以新的眼光，联系西方表现主义文艺，来审视鲁迅，认为鲁迅的作品与个性，受西方表现主义影响很大，并在思想上有共鸣之处，在创作上有相通之脉。

山口慎一(大内隆雄)与中国现代文学——以与创造社作家的交往为中心

山口慎一(大内隆雄)作为伪满时期中国人作家作品的翻译者和介绍者在中日学界已受到广泛的关注。但是,知道他与中国现代文学结缘于上海的人就不多了,就算知道也未必了解其中的详情。山口慎一从1925年4月到1929年3月,在东亚同文书院求学期间结识了年轻的创造社同人及诸多上海作家,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受到左翼思想的影响并开始翻译介绍他们的作品。他对创造社作家的集中翻译介绍开了日本翻译中国现代文学的先河,也打下了他作为中国文学翻译家、中国问题研究家的基础。

田汉与鲁迅

在三十年代,田汉与鲁迅曾有过很多交往.在交往中他们结下了战斗友谊,也产生了一些误解.直到今天,人们只知道田汉是鲁迅所说的“四条汉子”之一,甚至误以为田汉曾化名“绍伯”攻击过鲁迅等等,不论是鲁迅的著作还是田汉的著作的“注释”仍然认为“绍伯”就是田汉的化名.实际上,有些事情完全是因时代的关系由“误解”产生的.为了进一步弄清田汉与鲁迅交往中的一些事情,诸如“四条汉子”问题,“绍伯”文章的由来等问题,笔者依据所收集到的一些资料作如下论述,以就教于各位专家.田汉与鲁迅的交往始于1927年.据《鲁迅日记》1927年11月23日载:“晚得田汉信,夜复.”田汉的信遗失,内容不得而知.当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笼罩文坛的时期.鲁迅和田汉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以不同的方式展开着斗争.鲁迅以杂文为武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进步文化事业的罪行;田汉则以戏剧为阵地,创办南国社,带领学生以穷干苦干的精神开展“民众的戏剧”运动,通过戏剧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内战、追求真理。

鲁迅与方志敏信稿的关系──与周国伟、史伯英先生商榷

关于鲁迅与方志敏信稿的关系，我在１９８１年第２期和１９８６年第３期的《绍兴师专学报》上发表的文章，指出鲁迅保存的不是《可爱的中国》、《清贫》两稿，而是给党中央的信和其他文稿；《可爱的中国》、《清贫》两稿是胡逸民带给胡子婴，由胡子婴交宋庆龄保存，再由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