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内幕交易主体的法教义学解析与反思

证券内幕交易主体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被二分为“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与“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但被二分的主体在诸多的规范中采用了不同的认定标准,导致实践中频繁出现法律适用难题。内幕交易主体方面的立法主要秉持信义义务理论,而执法与司法实践常常超越身份联系,逾越相关规定中“兜底条款”与“双重兜底条款”要求的同质性解释边界。基于身份联系的现行法规固然存在处罚漏洞,但法教义学视角下的监管进路应当是明确规范边界,包括证监会经授权制定成文规章、司法解释重新定义“非法获取人员”的概念,以及利用法律理论进行补漏。

海外内幕交易主体的规则和司法判例研究及借鉴

文章分析了美国《证券交易法》规则10b5-2的合理性和缺陷,同时参照美国、台湾和日本的证券立法实践,对我国《证券法》中有关内幕交易主体的规定存在的缺陷提出了修改和完善的建议。我国《证券法》应将家庭成员、发行人和外部信息制造者纳入内幕交易的主体范围,这对于正确理解和完善内幕交易的法律规则将起到积极作用。

论证券内幕交易主体

证券内幕交易危害巨大已成共识,而法律对内幕交易主体的界定对于内幕交易成立与否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美国和欧盟法律以及我国有关立法对证券内幕交易主体规定的梳理,简要分析了我国法律对内幕交易主体界定的不足。借鉴美国和欧盟法律,提出将内幕交易主体划分为公司内幕人、准内幕人和消息受领人的立法建议。

新《证券法》下证券内幕交易主体的立法重构

当前,各国对证券内幕交易主体进行规制的理论基础不同,主要以欧盟的信息平等理论和美国的信赖关系理论为主导。尽管新《证券法》对证券内幕交易主体进行修改,但是由于仍以信赖关系理论作为主要理论基础,导致立法存在一些问题:主体范围不一致,部分应当纳入内幕交易主体范围的人员被遗漏等。经过梳理分析已裁判的案例发现,司法认定存在以下难题:部分证券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认定存在争议,对非证券内幕交易主体正当获取内幕信息的认定不尽相同,经过多次传递的证券内幕信息接收人存在认定困境。针对立法与司法中的问题,我国应当以采用二元理论,以信息平等理论作为主要理论基础,对证券内幕交易主体进行立法修正,重新构建主体范围,进一步细化认定标准,并设定不同的证明标准。

证券市场内幕交易主体界定的理论分析与范围重构

新《证券法》对内幕交易惩处力度的加大使得内幕交易主体划分成为潜在的争议焦点。就“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二者之间的关系、“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中“非法”的界定、内幕交易主体认定的泛化等各类实践中突显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分析与经验操作,但始终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只有在明确前述问题的基础上,对内幕交易主体范围进行重构,才能够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有效打击内幕交易行为,实现证券交易的公平,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

证券内幕交易主体认定的理论转换与规范重构

尽管《证券法》对证券内幕交易主体认定进行修改,但本质上仍属于以技术完善为主导,难以根除其内在结构性缺陷,依然存在现行制度规范语境中立法理论的冲突性、主体范围矛盾性和局限性的难题,导致实务法律适用的困境。对此,纵观内幕交易的主体规制理论,并结合我国司法实务可以发现,信义义务理论已与现行证券市场需求不相适应,提倡采用信息平等理论作为内幕交易主体认定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证券内幕交易主体范围,并逐步细化主体认定标准,对直接知情人的范围应当严格按照职务标准,间接知情人包括信息受领人和非法知悉内幕信息人员,其中对信息受领人的层级不加限制,另外将被动知悉内幕信息的情形纳入非法知悉的范围内。

内幕交易的民事赔偿问题研究

内幕交易民事责任是规范证券市场行为、防范证券风险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律手段之一。然而,我国《证券法》作为规范证券市场的基本法律,对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却未明确规定,导致受害人不能得到有效的救济。因此,加强对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研究很有必要。本文从实践出发,结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对内幕后交易主体的确定、因果关系的界定、主观过错的认定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能对建立和完善内幕交易民事责任制度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我国内幕交易案件特征与监管缺陷——基于1998至2016年执法案件的思考

该研究采集了1998至2016年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内幕交易案件的所有处罚公告和法院判决,从内幕交易主体、内幕信息的界定、内幕交易的行政处罚、追究责任类型以及监管部门的执法效率这五个层面分析了我国内幕交易案件的主要特征及监管机制存在的漏洞。近年来,我国内幕交易案件呈快速增长的态势,"公司内幕人员"是案发的主要群体,"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实施的案件数目剧增,并购重组是内幕交易的"重灾区"。但是,内幕交易发现概率低,执法周期长,总体处罚力度偏低,并且主要以行政处罚为主,刑事处罚较少,民事责任追究极少。因此,应尽快完善内幕交易相关的法律制度,同时加大发现的概率以及惩戒的力度。

对我国上市公司内幕交易法律规制的思考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内幕交易自身的隐蔽性、股权的高度集中、执法不严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等问题的影响,导致证券交易的活动中内幕交易行为时有出现。该行为不仅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正当利益,而且严重违背了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破坏了证券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只有通过采取内幕交易主体扩大化、内幕交易信息的量化以及相关法律体系完善,尤其强化民事赔偿制度等综合措施,才能更有效地禁止内幕交易的发生,从而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论证券内幕交易的犯罪构成

为了配合《证券法》的立法宗旨，更好地贯彻实施《证券法》、测法》，有效 地打击内幕交易犯罪，本文结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从内幕信息、的含义和范围、内幕人员的 含义和范围、内幕交易侵犯的客体、内幕交易主体的主观犯意、内幕交易实施的行为等方 面入手，探讨了证券内幕交易的犯罪构成。

证券内幕交易罪主体问题的比较与借鉴——以欧盟指令和法国证券法律法规为视角

我国内幕交易罪主体界定问题的核心是规范用语表述繁多,易引发文义混乱和逻辑冲突。这种表述的多样性源于对欧、美不同认定标准和理论基础的借鉴。解决这一问题的合理路径应是以法国的"二元基础理论"为参照,将我国《证券法》《刑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内幕人员的表述修改为"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并将其划分为"直接知情人"和"间接知情人"。如此,既可以保证立法用语的一致性,也能够体现证券内幕交易体系解释的统一性。

解释论视野下证券市场内幕交易主体的认定标准

内幕交易主体的认定是内幕交易认定中的关键环节,关乎行为人的相关行为是否构成内幕交易罪。应当根据体系解释方法、同类解释规则确定内幕交易主体资格,其中同类解释规则的实质内容取决于内幕交易罪的保护法益。"人身联系标准"不能合理解释相关的刑法规定,而且会导致处罚漏洞,并且很多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已经放弃了该标准。因此,"人身联系标准"不应当作为指导同类解释规则的标准。"信息占有标准"能有效整合《刑法》和相关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时也符合内幕交易罪的本质特征,因此,可以作为指导同类解释规则适用的标准。由于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共同影响刑事违法性的认定,因此,《刑法》区分"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和"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具有现实合理性。应当结合社会相当性理论,严格认定"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中的"非法"性。根据"信息占有标准"应当对我国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的内幕交易主体的规定进行完善。

从“身份中心主义”到“信息中心主义”——内幕交易主体法律规制之变迁

我国现行《证券法》中关于内幕交易主体的规制结构,主要是借鉴移植美国历史上信义理论和盗用理论的立法结果。一方面,以特殊身份圈定'内幕信息知情人',带来依照特殊身份还是知悉信息认定知情人的争议问题。同时,《证券法》规定'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也具有不合理性,合法获取内幕信息的消息受领人也应该纳入内幕交易主体的法律规制范围。要从根基上有效解决法律规范本身的缺陷,治本之策是在修法时重构我国《证券法》中内幕交易主体法律规制体系,由'身份中心主义'转变为'信息中心主义',将'形式上的特殊主体'(特殊身份和非法手段)转变为'实质上的一般主体'(任何实际知悉内幕信息的主体),在对内幕交易主体统合界定的基础上,进行分类列举,按照与内幕信息的亲疏远近,结合主体的交易特征、职责身份、通讯联络等环境要素,对于不同类型主体确立不同的认定规则。

日本内幕交易规制简况及被规制主体特征

日本以美国证券法为蓝本制定了金融商品取引法，并在规制手段上采用了刑事规制与作为行政上措置的课征金制度。关于内幕交易的主体，根据金融商品取引法第166条之规定，可以归纳为内部者、准内部者、第一次信息受领者三类。

敬畏“上市”理念才能不断改进治理

尽管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存在一定的风险,但通过一定的约束机制和规范措施,促使担保行为良性发展,可为各方利益主体实现多赢的局面新《证券法》已于今年3月施行;证监会2020年工作会议提出,启动公司治理专项行动,以实际控制人等"关键少数"为重点,对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内幕交易、财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时查处。本人从汉钟精机创立之初任职至今已22年,一直负责财务、证券、管理等工作,公司上市已13年,就治理专项上述内容谈几点建议。

多层次传递型内幕交易行为的法律规制

多层次传递型内幕交易行为是证券市场中新的一种传递形态,而我国目前《证券法》只对内幕交易的一般行为进行了规定,这在具体的司法适用中就产生了困难。本文从多层次内幕交易的认定出发,结合具体的问题对我国《证券法》的具体适用给出一些建议。

欧盟反内幕交易制度的立法变革及启示

2016年7月3日起适用于所有欧盟成员国的《反市场滥用条例》(MAR)及其实施细则对欧盟反内幕交易制度进行了重大革新,一是更明确地界定内幕信息定义中的两个关键要素——重大性和确切性,并将内幕信息划分为具体的法律类型,提高了立法的精细化水平;二是将持有内幕信息的人建议或诱导他人进行内幕交易纳入内幕交易的监管范围,有助于增强投资者信心;三是对内幕交易的安全港规则进行了列举式规定,更具有可操作性;四是对内幕人主体要件予以重构,行为人的身份特征对于内幕交易的认定并无实质意义;五是明确邀标询价本身不应被认为是市场滥用,并明确了有关邀标询价的适当安排、系统和程序的监管性技术标准。欧盟反内幕交易制度可以为我国进一步完善监管提供有益启发。

关于规制证券内幕交易法律制度的研究

关于规制证券内幕交易法律制度的研究陈晓证券内幕交易是证券市场上一种常见的欺诈行为，危害极大。作者在分析对证券内幕交易进行法律规制的由来和必要性之后，深入研究了规制制度的法律要点，就界定内幕人员、内幕交易的构成要件和归责理论、内幕交易者的法律责任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