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的内徙及其影响

匈奴由于各种原因从汉朝开始不断向内地迁徙。内迁以后,由于居住地或游牧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迁,加速了匈奴部落制的解体,促进了民族的整合和匈奴生产方式的变迁以及文化的互动。

东汉北地郡治内徙考略

经过对史料的分析认为,北地郡自秦到西汉一直是边地重镇。西汉末年,北地郡受到羌胡内侵,自此辖地萎缩,郡治内迁。东汉,北地郡复置。其郡治虽沿用旧名,但实际地点却已不在西汉故地,而是随着羌乱多次变动。到东汉永初六年(141年)前,北地郡治已内迁关中。

墓志所见北魏内徙“胡人”孝观念考述

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变动激烈,文化融合与演变表现突出的时代,又是一个四分五裂、地方特征与民族特征十分明显的时代。墓志在南北朝时期定型并在上层社会普遍使用。墓志中大量反映北魏内徙胡人"孝"观念的铭刻正表明了北魏贵族化的进程。

高昌内徙与西域政局

本文通过分析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至神龟元年(518)间高昌王国的内徙活动,认为在柔然、高车与北魏三方角逐西域的政治格局下,处于柔然和高车争夺焦点上的高昌为求自保而以内徙的形式谋求北魏的保护。北魏出于经营西域的战略考量却只同意将要求内徙的高昌东迁于伊吾一带,借以控制丝路交通、牵制柔然和高车。这不仅导致高昌内部政局发生动荡,而且也使得两次内徙活动未果而终。

从突厥内徙看唐太宗的民族政策

在唐太宗统一全国的宏伟事业中,妥善处理北疆的突厥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唐太宗在逐个消灭中原割据势力的同时,对突厥采取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解决了唐初的突厥问题,从而安定了北部边疆,进一步促进了突厥人民和内地各族人民的友好关系,发展和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唐帝国。

史料一则

清初东北辽沈一带,经明清鏖战杀戮之惨,自山海关以北,井邑荒落,十室九空,触目凄凉。清兵入关,旗民内徙,关外遂弃同瓯脱,记载亦稀。兹据谈迁《北游录》

裕固族历史初探(下)

6、关西八卫和裕固族的关系(一)关西八卫情况:自明朝洪武年始,明代统治者在嘉峪关与哈密之间的一带地方,先后设立了八个卫,即赤斤蒙古卫、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沙州卫、罕东卫、罕东左卫和哈密卫。就八卫的部族来说,哈密卫是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原来哈密王国的居民,由三种部族构成:“哈密国……回回、畏兀儿、哈刺灰三种番夷,同居一城,种类不贵。彼此顽抗”。(明《马文升兴复哈密国王记》)“其民三种杂居,而缠为土著”。(《新疆图志》卷二)

明代西域回回入附中原考

明代西域回回的入附中原问题,是有明一代极为重要的西北边疆民族问题之一。薛文波先生在其《明代与回民之关系》与《我国西北地区何以穆斯林居多》①两文中稍涉一二。其前文中《明初拒绝外族内徙》一节,云:“明初,感于元代异族之压迫,故惟恐异族昌炽,不特严分种族畛域,而使已定居之外族不能伸张其势力,外族内徙者亦受限制。”遂仅以洪武中明太祖遣撒马儿罕商旅返国一事为据②,断然定论,悖左史实,笔者不敢苟同。本文即爰此发韧,非敢求疵于前辈,仅略述明代西域回回入附始末,冀以引起史界同仁的关注。

东汉羌人起义

羌族是我国古代西北的少数民族,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及至东汉时期(公元二五——二二○年),羌族已是一个有一百五十余个部落、一百多万人口的大族。史载:“中兴以来,羌寇最盛,诛之不尽,虽降复叛。”①可见,羌人起义是东汉王朝的一件大事。甘肃是当时羌人活动的重要地区,因此,研究东汉羌人起义应是甘肃地方史的重要课题。一东汉时期的羌人起义,时间长,次数多。我们以安帝(公元一○七——一二五年)为分界,分前、后两个阶段择要加以叙述。东汉前期,羌人大量内徙定居。“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②东汉郡县官吏和豪强对内徙归降羌人的侵凌虐待,激起了羌族人民的强烈愤怒和反抗。

苏轼居琼时期的一篇佚文

宋绍圣四年(1097),大文学家苏轼遭诬被贬,谪居海南儋州三年。元符三年(1100),哲宗朝崩,徽宗亲政,苏轼遇赦内徙,北归途经琼州澄迈时,曾给一位姓赵的海南友生写过一封信。这封信,《琼州府志》、《儋州志》及明清年间先后刊行的苏轼居琼诗文合集《苏公居儋录》、《海外集》等未载;

士族化视角下北魏元瓒墓志

2004年春在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出土的北魏元瓒墓志,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魏碑精品,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史料研究价值。元瓒墓志的撰写秉承中古时期所流行的贵族主义特征,集中围绕墓主元瓒优越的家世背景、仕宦履历、婚姻关系、学识品行等方面展开,反映了代北内徙胡人社会门阀的理念和成就。墓主元瓒的生平履历是特定年代的真实缩影,通过对其进行全新的解读,更加让我们体会到当时北魏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日益激烈的南北军事对峙和不断变动的社会形态。

论西晋王朝的治蜀之策

司马昭平蜀后,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巩固他在巴蜀地区的统治,其治蜀之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罗宪为了保卫永安,不顾安危,舍生忘死,从一个原来效忠蜀汉政权的将领变成了对司马昭忠贞不贰的晋臣。西晋同吴国争夺交州,所依靠的基本上都是蜀汉的降将,而其中的霍弋则成为司马氏同孙吴争夺交州的主要将领。西晋治蜀方略前后期有明显的变化。平蜀之初,司马昭对蜀中士人采取了较为严厉的高压政策,逼迫蜀地士人迁徙中原,导致蜀中士人地位急剧下降,蜀汉大臣子弟沦为“厮剧”。晋武帝即位后,逐步调整治蜀政策,诸多“西国之良器”得到了任用,从而缓和了西晋统治者同蜀地士人的紧张关系。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无论从规模还是民族数量上来说,在我国历史上都是仅见的。从东汉开始,西北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或因被中原王朝所征服,或因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纷纷向中原迁徙,其中主要有匈奴、羯、乌丸、氐、羌和鲜卑等。粗略统计,自汉至晋,内徙匈奴有五六十万人,羯族最少也有二十馀万,氐族有七八十万。

唐代白狗羌探考

白狗羌在唐代,曾为剑南西山八国诸羌部落之一。由于这一羌人部落历时较久,唐蕃征战中,所处地理位置适当中部战场要冲,每为战和形势所左右;其部落首领,又曾几度“弃吐蕃来归”或“率部落内附”。由是,引起隋唐史、民族史学界的关注,也成为现今探索羌族族源中,值得重视研究的课题之一。笔者仅就此文,试作如下探考,并求正于专家学者以及关心羌史研究的诸位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