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控缺陷修复信息披露的诚信担当激励效应——来自内控缺陷披露和修复的证据

内控缺陷修复信息披露是我国内控信息披露制度的特有设计。以沪深A股披露过内控缺陷信息的企业为样本对象,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D),从激励企业内控缺陷如实披露和有效修复的视角研究这一特有制度设计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内控缺陷修复信息披露能够促进企业披露内控缺陷数量增多、缺陷严重程度增大和修复有效性提高,即具有激励企业诚信担当的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内控缺陷修复信息披露的主动性和及时性、高质量的审计鉴证和较强的股权制衡能够强化这种效应。研究结论为坚持内控缺陷修复信息披露这一我国特有制度设计提供了证据支持,也对企业如何有效执行这一制度规定具有启示意义。

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制定的动态演进和实施效果——基于A公司的调查研究

内控缺陷认定标准是企业内部控制建设、自我评价、外部审计以及缺陷整改的重要依据。文章以A公司为研究对象,在采用三角测量法获取多渠道信息的基础上,借助内容编码分析法对该公司2011—2020年期间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制定的演进过程和实施效果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在外部监管变革的复杂环境下,A公司内控缺陷认定标准的制定和变更遵循了“外部依赖——榜样模仿——自适应选择”的演进路径,认定标准在反馈控制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实施效果。因此,推动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进而形成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约束力,需要进一步从政策层面完善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制定过程和披露质量的监管。

内控缺陷披露与修正、市场反应与盈余信息含量

本文以强制披露阶段下2013~2016年的沪、深两市披露内控缺陷的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别以不同表现形式的内控缺陷、修正缺陷以及修正缺陷的形式为视角,研究它们对市场反应及盈余信息含量的影响,探讨不同内控缺陷的披露与修正的信息含量差异。研究发现,与非财务报告类内控缺陷相比,披露财务报告类内控缺陷会引起更为显著的负面市场反应,且会降低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而考虑缺陷跨期的影响,修正内控缺陷具有积极效应,会带来正面的市场反应;另外修正财务报告类缺陷引起的正面市场反应更为显著,同时会提高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

内控缺陷披露、内控审计与债务资本成本——来自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内控缺陷披露与内控审计是否影响公司的资本成本这一问题,直接决定公司及其投资者对内控缺陷披露、内控审计的关注程度,进而决定资本市场的信息透明度以及资源配置效率。在我国内控信息披露制度转型的重要时间节点上,运用沪市A股上市公司2011-2012年的数据,探究内控缺陷披露、内控审计与债务成本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披露内控缺陷会显著提高债务成本,但内控审计却不会显著降低债务成本,而内控审计对内控缺陷披露与债务成本关系的调节为:只有当上市公司未披露内控缺陷时,内控审计才会显著降低公司的债务成本,当上市公司披露内控缺陷时,内控审计反而会提高公司的债务成本,但并不显著。该研究结论为提升公司、债权人对内控缺陷披露、内控审计的重视程度,以及为我国内控信息披露制度由"自愿"向"强制"的转型,提供了实证依据。

内控缺陷信息披露、动机选择与经济后果

以沪市上市公司2010-2012年存在违规行为、存在财务报表重述、受到证监会处罚、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报表发布非标审计意见为基础,确定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上市公司样本,并在此基础上依据是否如实披露存在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信息,对公司管理层"动机选择"行为的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越倾向于隐瞒已经存在的内控重大缺陷,其权益资本成本越高,债务资本成本越高,企业价值越低。研究表明,内控信息披露是解决代理问题的有效手段,管理层越规范"动机选择"的机会主义行为,如实披露已经存在的内控重大缺陷,外部资本市场越能够得到良好的市场反应。

财务报告内控缺陷定量认定标准能否抑制代理成本？

本文以2011～2015年强制披露内控缺陷定量认定标准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财务报告内控缺陷定量认定标准的制订对第一类代理问题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内控缺陷定量认定标准制订越严格,越能降低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本文进一步检验外部治理机制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在降低代理成本的过程中,高质量外部审计、更高的市场化进程与严格的定量认定标准之间存在互补效应。上述研究结论为内控缺陷定量认定标准在理论和实务中的实施效果评价提供了实证证据和政策指引。

内控缺陷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关联性研究——基于上市公司强制性内控信息披露的证据

基于2011-2013年沪深主板上市公司的强制性内控信息披露数据,检验了内部控制缺陷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相较不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结果还进一步证明,涉及盈余管理手段,企业会权衡操纵性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因为它们并不是替代关系。然而,存在内控缺陷的公司,除在操纵性应计项目外,更倾向于使用真实活动来操控盈余。

内控缺陷及缺陷修复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社会信任的调节效应分析

文章以2013—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内控缺陷及缺陷修复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探讨了企业所在地的社会信任水平对内控缺陷及缺陷修复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内控缺陷的存在会导致企业绩效下降,但缺陷修复之后,企业绩效会显著提升;高水平的社会信任能够减弱内控缺陷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与社会信任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相比,处在社会信任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内控缺陷的修复更能显著提升企业绩效。

内部控制监管、内控缺陷及其修复与投资机会——基于内部控制监管制度变迁视角的实证研究

以2008—2015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信息不对称/动机选择—投资机会"的传导路径出发,考察内部控制监管制度变迁环境下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对企业投资机会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从总体上看,内部控制监管缩小了企业披露缺陷与真实缺陷的差距,提升了企业的投资机会,但是内部控制缺陷与投资机会关系的传导路径会因诱致性和强制性的不同监管阶段而存在差异,2012年之前的诱致性变迁阶段动机选择路径起主导作用,2012年之后的强制性变迁阶段信息不对称路径起主导作用。进一步从缺陷修复的检验发现,内部控制缺陷修复有助于提升企业投资机会,且相对于内部控制诱致性监管而言,在内部控制强制性监管环境下,内部控制缺陷修复对于提升投资机会的作用更为显著。

管理层风险偏好与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基于盈余管理中介效应的检验

内控缺陷认定标准的选择与盈余管理均为公司印象管理行为,管理层作为公司决策的主体,其个人特征不仅会影响公司发展,还会影响公司印象管理程度。以2016~2020年沪深A股披露了内控缺陷认定标准的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偏好特征为切入点,从公司风险资产投资程度与管理层个人偏向层面出发,探究管理层风险偏好与内控缺陷认定标准之间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显示:管理层风险偏好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同时,为避免盈余管理行为的曝光,管理层在内控缺陷认定标准的选择上会更倾向于宽松。在两职合一的公司中,管理层风险偏好对内控缺陷认定标准选择的影响更为显著;在由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中,管理层风险偏好与内控缺陷认定标准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

企业内控缺陷识别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

在分析企业内控缺陷识别重要性的基础上,探讨企业内控缺陷识别的影响因素,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得出了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识别的组织管理因子、管理层因子、组织能力因子、组织文化因子等四个重要因子,为企业内控缺陷识别管理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不同董事会类型下内控缺陷认定标准的治理效应检验

以2014～2016年上市公司所披露内控缺陷定量认定标准为样本,实证考察董事会制定内控缺陷认定标准方向(严格或宽松)对内控缺陷治理作用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不同董事会类型下治理作用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宽严程度与内控缺陷披露与否以及缺陷披露数量显著负相关,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制定标准越严格,内控缺陷披露概率越小,对外披露的缺陷数量越少,内控质量明显改善。进一步研究董事会类型的调节作用发现,当董事会类型为外部董事主导型时,公司董事会制定的内控缺陷认定标准越严格,内控缺陷披露概率越小,对外披露的缺陷数量越少,且相比非国有企业,这种治理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效果更显著一些。

审计意见对内控缺陷披露的市场反应调节研究

本文以2014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事件研究法,研究了内控审计意见对内控缺陷披露的市场反应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内控缺陷披露与市场反应呈负相关关系,内控审计意见会加强两者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内控审计意见对内控缺陷披露的市场反应具有调节作用。

基于三阶段模型的内控缺陷披露困境成因分析

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内控缺陷信息披露很不充分。本文依据修正后的三阶段内控缺陷披露模型框架,以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财务重述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区分对发现能力和动机选择的影响将主要内控缺陷披露影响因素进行归类的基础上,通过构建probit实证模型来对内控缺陷披露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内控缺陷披露困境的形成,既有管理层动机选择的问题,又有发现能力欠缺的原因。

中美上市公司内控缺陷披露与市场反应对比分析——基于DF航空公司的观察

本文采取案例研究与事件研究的方法,对DF航空公司2001年至2011年在中国内地和美国内控缺陷披露情况进行梳理,找出其差异的影响因素,对内控缺陷披露差异造成的市场反应加以分析,提出中国内地上市公司完善内控缺陷披露制度的建议。

部队实施政府采购制度的内控缺陷与对策

分析阐述了部队实施政府采购制度以来的利与弊 。

内控缺陷隐匿、审计师声誉与监管惩罚

探究内控缺陷隐匿的成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通过是否进行年报重述与重述前是否披露内控缺陷两个维度界定公司的内控缺陷隐匿行为。为探究上市公司隐匿内控缺陷的原因,选取2008-2017年主板上市的重述公司为样本,构建计量分析模型考察内控缺陷隐匿对监管惩罚的规避效果。研究发现:遗漏和隐瞒内控缺陷的公司更少受到监管惩罚;这种规避作用受到审计师声誉影响,在公司聘请四大时更为显著;聘请四大和聘请非四大的公司在重述严重性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很可能由于高声誉审计师的"晕轮效应"使监管机构放松对四大的客户公司的监察。研究结果为我国监管力度低提供了直接证据,从内控规范遵循动机的角度解释了我国内控报告信息含量不足的原因,并对内控体系中的审计师声誉机制进行批判讨论,进而为我国内控监管改革提供建议。

货币发行管理信息系统内控缺陷及防范对策

货币发行管理信息系统在保证发行基金安全、规避金融风险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解货币发行管理信息系统运行现状,加强对货币发行系统的有效管理,保证发行基金安全,我们近期对基层央行货币发行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了一次专题调查.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该系统在内控方面存在部分缺陷,亟待引起上级有关人员的重视.

中小企业内控缺陷的有效识别

企业经营规模和经营复杂程度等方面对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具有重要影响。相对大企业而言,由于中小企业通常内部管理相对简单,中小企业的内部控制更可能出现问题,或者说出现的问题可能更严重。本文将内部控制置于企业风险管理的高度,以内部控制与环境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为依据,从中小企业的特征出发,对如何有效识别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进行探讨。

内控缺陷的存在与披露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

为探究内控缺陷如何影响股价崩盘风险,从坏消息的聚集和释放这一视角进行理论分析,将影响机制分解为内控缺陷的存在与披露两个过程分别讨论。以2008—2019年沪深主板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对象,筛选出内控有效的公司和内控具有严重问题的公司构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等多种研究方法,实证结果发现:相较于内控有效的公司,存在内控缺陷的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更高;内控缺陷的披露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微弱。进一步分析表明,信息透明度在内控缺陷的存在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