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制定的动态演进和实施效果——基于A公司的调查研究

内控缺陷认定标准是企业内部控制建设、自我评价、外部审计以及缺陷整改的重要依据。文章以A公司为研究对象,在采用三角测量法获取多渠道信息的基础上,借助内容编码分析法对该公司2011—2020年期间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制定的演进过程和实施效果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在外部监管变革的复杂环境下,A公司内控缺陷认定标准的制定和变更遵循了“外部依赖——榜样模仿——自适应选择”的演进路径,认定标准在反馈控制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实施效果。因此,推动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进而形成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约束力,需要进一步从政策层面完善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制定过程和披露质量的监管。

管理层风险偏好与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基于盈余管理中介效应的检验

内控缺陷认定标准的选择与盈余管理均为公司印象管理行为,管理层作为公司决策的主体,其个人特征不仅会影响公司发展,还会影响公司印象管理程度。以2016~2020年沪深A股披露了内控缺陷认定标准的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偏好特征为切入点,从公司风险资产投资程度与管理层个人偏向层面出发,探究管理层风险偏好与内控缺陷认定标准之间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显示:管理层风险偏好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同时,为避免盈余管理行为的曝光,管理层在内控缺陷认定标准的选择上会更倾向于宽松。在两职合一的公司中,管理层风险偏好对内控缺陷认定标准选择的影响更为显著;在由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中,管理层风险偏好与内控缺陷认定标准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

CEO防御与内控缺陷认定标准

内控缺陷认定标准是评价和衡量内部控制质量的核心依据。通过手工搜集的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控缺陷认定标准数据,本文探讨了CEO防御对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制定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CEO防御程度越高,企业越倾向于制定宽松的内控缺陷认定标准,更偏好采用以资产负债表项目为基准的认定标准。进一步研究发现,较为分散的股权结构或是由内部董事主导的董事会会增强CEO防御对内控缺陷认定标准选择的影响,而审计师行业专长和行业市场竞争则会削弱二者的关系。在CEO防御影响内控重大或重要缺陷的认定过程中,认定标准具有部分中介效应。本文基于CEO防御视角研究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对认识CEO在企业内部控制行为中的作用及提升企业内部控制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思路。

不同董事会类型下内控缺陷认定标准的治理效应检验

以2014～2016年上市公司所披露内控缺陷定量认定标准为样本,实证考察董事会制定内控缺陷认定标准方向(严格或宽松)对内控缺陷治理作用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不同董事会类型下治理作用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宽严程度与内控缺陷披露与否以及缺陷披露数量显著负相关,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制定标准越严格,内控缺陷披露概率越小,对外披露的缺陷数量越少,内控质量明显改善。进一步研究董事会类型的调节作用发现,当董事会类型为外部董事主导型时,公司董事会制定的内控缺陷认定标准越严格,内控缺陷披露概率越小,对外披露的缺陷数量越少,且相比非国有企业,这种治理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效果更显著一些。

董事会类型、财务专长与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以2014～2016年上市公司所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为样本,实证考察董事会类型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制定方向(严格抑或宽松)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外部董事财务专长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当董事会类型为外部董事主导型时,董事会倾向于制定严格的内控缺陷认定标准,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较于非财报内控缺陷认定标准,董事会倾向于制定严格的财报内控缺陷认定标准。进一步研究外部董事财务专长的调节作用,发现不同专业背景的外部董事在制定内控缺陷认定标准的过程中发挥的职能作用不同:财务专长外部董事更多地承担咨询专家的角色,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更好地发挥咨询决策职能;非财务专长外部董事则更多地体现为"监督者"角色,借助更为严格的缺陷认定标准进行内控风险识别与防范,加强对控股股东与管理层的监督与约束。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披露现状与完善对策

以2014~2016年上市公司所披露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为统计样本,分别从整体层面和具体层面深挖由企业董事会自行确定并满足监管规则要求的内控缺陷认定标准披露现状。整体上,大多数上市公司能够使用规范的内控评价报告格式,并区分不同缺陷等级列示财报与非财报、定量与定性标准,但总体上定量标准披露情况好于定性标准披露情况。具体来看:在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度量方式上,普遍采用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中的项目构建评价指标,不同评价期间的评价指标基本保持一致,且普遍采用相对率标准作为定量标准临界值的设定方式;内控缺陷定量标准统计层面,定量标准临界值尽量在多个评价指标之间保持取值方式的一致性,且年度间差异性不大;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呈现出一定的行业差异性,同一评价期内不同行业间差异性明显,不同评价期间内行业差异性不大;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变更层面,变更后上市公司倾向于更为严格的缺陷认定标准,降低相对率标准的比率阈值,且不论是变更频率还是变更程度,财报标准变更均大于非财报标准。

管理层变更伴随着更严格的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吗?

管理层变更的一个重要预期效果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股东利益;但新任管理层也可能存在卸责动机,即在刚上任时尽量降低自身的考核标准,以便随后更容易实现考核目标。我们考察了管理层变更后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变化特征,以检验上述两个竞争性假说。基于手工搜集的2011-2014年间我国上市公司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及其变更数据,结果显示,在新任管理层的首个完整任职年份,内控缺陷标准更可能向宽松方向调整。这意味着给定同样的内控缺陷后果,管理层更不需要将有关缺陷披露为重大或重要缺陷。我们的证据支持新任管理层的卸责假说,而非股东利益最大化假说。

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应用指引研究

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是内部控制评价和审计工作的前提。企业在制定内控缺陷认定标准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題,本文提出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应遵循全面性、准确性、唯一性、客观性、适应性原则,通过认定内控缺陷事件,判断其重要性及可能性水平,从而选择不同的方式对内控缺陷进行披露,并建议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从行业的实际出发,针对具体的业务流程,制定行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应用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