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末仗内教坊的实质及其他

文献记载中的唐末仗内教坊,即太常寺原有鼓吹署之教习机构。其职掌包括仪仗卤簿音乐和散乐。它的表演者为禁军乐人,首领受宦官节制。其所处位置前后有所变更:元和十四年(819)前在宣平坊,元和十四年几处教坊合署时,一并迁至延政坊。唐代仗内教坊的特殊地位,对宋代钧容直和东西班等禁军音乐机构的设立,施加了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日本音乐制度(内教坊)的形成与变衍

本文对日本内教坊制度的形成 ,乐人的结构以及在多少程度上接受中国内教坊制度等作了历史性的考究 ,并论述奈良。

内教坊、梨园在唐代音乐中扮演的角色与历史作用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俗乐机构内教坊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宫廷俗乐组织化地由幕后走向前台。从初唐武德内教坊的出现至中唐玄宗朝的左右教坊产生是一个发展、变迁的过程。她与梨园一同担当起盛唐音乐艺术的主角。那么,初唐内教坊的性格与本质是什么?担当了哪些演奏活动?玄宗的左右教坊与梨园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同时,盛唐时期雅、俗、胡三乐全面走向融合的同时又如何消化、吸收胡乐与旧俗乐产生新唐乐,使太常乐工制为核心的礼仪乐逐渐向着教坊、梨园为中心的艺术乐转化的呢?上述问题便是文章阐述的核心内容。

唐代的内教坊及相关问题考论

唐代宫廷中的内教坊产生较早,除去在战乱中受到一些冲击,它几乎是和唐王朝保持始终。内教坊在组织上可能分为雅乐部分和俗乐部分,最高的乐官由宦官担任,低级的乐官则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等。普通的乐工则称为“弟子”。除了俗乐以外,在内教坊中还有雅乐。俗乐用于宫廷日常娱乐,雅乐则在由皇后参与的礼仪中使用。翰林内教坊是内教坊之外的另一机构,与内教坊无涉。

唐仗内教坊及中唐教坊合署问题考辩

学界对文献中记载的"仗内教坊"的性质有多种意见。从字义看"仗内"指宫廷之内,从位置看"仗内教坊"和教坊同在一处,而"仗内教坊使"同教坊使一样均由宦官担任,其乐工在身份上也同教坊无异。所以,所谓"仗内教坊"当即是唐代宫廷的教坊,"仗内教坊"只是教坊的别称。目前学界多主教坊在元和中期"合署"之说,因中唐只有一个教坊存在,所以教坊"合署"之说亦属不当。

论中国历史上的内教坊与房中乐的关系

唐代的内教坊与周朝以来设置的房中乐中的共同的主角是女性乐人,也就是历史上的女乐。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承接关系是中国音乐史中没有涉及的课题。本文从两者的乐人出发,分析它们的关系,理清内教坊乐人的来龙去脉。

武则天与翰林内教坊

翰林内教坊源自唐武德年间内文学馆教坊,于武后如意元年(692)设立并扩建。本文通过论述翰林内教坊的教育内容,相关历史资料和遗迹,考证其在大明宫内的具体位置,探讨其与太常寺、内教坊乐舞专业机构的联系与区别,说明宫廷音乐教育如何体现了儒家礼乐思想。翰林内教坊是武则天设立北门学士制度的延伸,集中体现了她在登基之前的短时间内,由于政务需求而导致大量女性宫官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思想。翰林内教坊的设立在位置上体现出右银台门、大明宫西夹城、翰林院之间区域的重要性,并为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学士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关于课内教读、课内自读、课外阅读三位一体的阅读教学思考

以课内教读促进课内自读,课内自读升华课外阅读,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时要积极拓展和延伸。对于学生课外积累的成果要及时审阅和给予鼓励,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长期坚持下去,真正做到了“语文课本只是个例子”,要有这个例子,发散开去,辐射阅读,扩大视野,陶冶情操,无限升华课外阅读。

宋教坊的形成、内容及与唐教坊的关系考

关于宋代教坊曾有过很多研究。1961年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在其代表作《唐代音乐的历史研究》中就宋教坊中的四部乐与唐太常四部乐展开过详细的论述。王易、黎国韬、张国强、康瑞军、徐蕊等也有过与此相关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宋教坊四部乐史料中记载不详之处而展开的争论。但是宋教坊四部乐为何会接受唐的太常四部乐?宋初教坊是接受前代唐还是五代的教坊制度?宋教坊与唐教坊是何种传承关系等,这些论题至今没有得到详细的论述。本文将对此展开讨论,以理清唐宋相互间的教坊关系,并确认其内容。

唐代教坊的演变考述

由坊→内教坊→左右教坊(教坊),至仗内教坊的合署,是一个逐渐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观照唐代宫廷音乐机构教坊的历时发展与变迁,以期达到对这一机构在产生、发展、变迁过程中,性格及特征变化的理解,从而更全面把握教坊这一机构在建构唐代音乐史中的历史作用。

武德内教坊与云韶府(院)——唐代内廷用乐管理机构的后宫类型

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在唐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之对应的是唐朝中央用乐管理机构之扩充,开元内教坊、两京左右教坊、宜春院、梨园等先后见诸史册。查阅史籍可知,唐朝用乐管理机构名目较多,通过梳理、分类,我们发现其中许多机构以服务内廷为主要职能。因此,从内廷用乐的研究视角划分内廷用乐管理机构之类型,总结其特征,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唐代音乐史的研究,进而为探讨唐宋以来相关机构的发展脉络做好准备。

南北朝末季道教《升玄经》中的新教义

南北朝末期造作的道教《升玄经》中出现的"道根"说、"升玄"论及"内教"论等都是在继承汉代以来宇宙生成论的基础上,吸收魏晋玄学本体论的学术成果,并受到东晋南朝大乘佛教般若学特别是中观理论的影响,由重玄学派道士从事道教义理建设而提出的,它曾深刻影响了隋唐道教的发展,在思想史上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论唐代诸教坊形质(上)

教坊在唐代音乐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历年来学术界对唐代"教坊"这一音乐机构的关注较多,成果丰硕。唐代教坊的名称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教坊包括内教坊、外教坊、仗内教坊等在唐代掌管俗乐、散乐及雅乐之外的音乐的宫廷音乐机构(内外教坊又可细分);狭义的教坊单指唐末宪宗元和十四年内外教坊合署后的新教坊,称"仗内教坊"或"教坊"。唐代以"教坊"为名的音乐机构数目之多,随着时代的更迭其职能存在着差异。本文通过对多方资料的整合,将唐代诸多名为"教坊"的宫廷机构进行梳理和陈述,概括性的介绍唐代诸教坊,并对唐末的仗内教坊的争议作出比较辨析,探究"教坊"形式和性质的深层意义。

唐后期“仗内教坊”(禁军散乐)考辨

音乐史与隋唐史学术界对于唐后期"仗内教坊"的研究讨论,已逾半个多世纪。有关"仗内教坊"的史料,虽然见诸史籍、碑石等,但极为简略零散,线索模糊,其本来面目"碎片化",真相隐晦不明。依据史载,"仗内教坊"名称出现在唐后期。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春正月庚辰朔,以东师宿野,不受朝贺。壬午,复置仗内教坊于延政里"^([1])。"(元和)十四年正月,诏徙仗内教坊于布(延)政里"^([2])。

论唐代诸教坊形质(下)

教坊在唐代音乐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历年来学术界对唐代"教坊"这一音乐机构的关注较多,成果丰硕。唐代教坊的名称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教坊包括内教坊、外教坊、仗内教坊等在唐代掌管俗乐、散乐及雅乐之外的音乐的宫廷音乐机构(内外教坊又可细分);狭义的教坊单指唐末宪宗元和十四年内外教坊合署后的新教坊,称"仗内教坊"或"教坊"。唐代以"教坊"为名的音乐机构数目之多,随着时代的更迭其职能存在着差异。本文通过对多方资料的整合,将唐代诸多名为"教坊"的宫廷机构进行梳理和陈述,概括性的介绍唐代诸教坊,并对唐末的仗内教坊的争议作出比较辨析,探究"教坊"形式和性质的深层意义。

唐代教坊综述

唐代教坊是唐代宫廷重要的音乐机构,在盛唐时期与太常寺并立,掌管着俗乐,为唐代宫廷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以岸边成雄、任半塘等学者开始进行唐代音乐史的研究,同时他们的研究也产生了学术界的一些争论,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分别论述。

唐代仗内教坊考

仗内教坊,是中唐出现的、独立于太常寺、教坊和梨园之外的宫廷音乐机构。其建制状况如下最迟在德宗建中年间设立,武宗朝仍然存在;乐官由帝王从禁军将领中选拔任命,主要负责北衙禁军中的音乐事务;乐人来源有三一为北衙禁军,包括六军与神策军,一为地方军营,一为有罪之人的妻女;散乐是其主要音乐项目;它与教坊存在着音乐交流与合作。它的设立和活跃反映中唐以后军营已成为唐代音乐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空间。

唐代教坊妇女生活简述

中国的音乐、舞蹈和各种民间艺术,到了唐代出现了一个十分兴盛的局面。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唐朝经济的空前发展。雄厚的物质基础,促进了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事业的发达,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的辉煌成就,与各种艺术形式的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便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这些都是唐代音乐舞蹈和各种民间艺术十分兴盛的重要原因。然而,统治者的爱好和提倡,教坊的设立,对人才的收集和培养,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条件之一。

唐代仗内教坊名义、音乐制度、部门及官制问题

学界对唐仗内教坊认识多有不当。前人对“仗内”的误释,经厘订认为应是“禁中仪卫”之意,分外仗与内仗,主要职责为仪仗和护卫,仗内教坊为其教习与管理机构。唐代朝会、卤簿等正式礼仪活动并非如以往认识的仅奏雅乐,而是雅俗乐迭奏;仗内教坊也并非仅掌俗乐,而是雅俗乐兼习。仗内教坊人员组成,由殿中省、十六卫、太乐署和鼓吹署等多部门派出;教坊和内教坊应为职能不同的两个部门,仗内教坊使苏日荣应是朝官而非宦官;仗内教坊当属殿中省。

唐宋之际的宫廷音乐机构考述

晚唐五代以来,宫廷音乐机构的规模渐趋缩,而音乐活动的管理职能日益集中到教坊。教坊在整个宫廷音乐机构地位的上升,反映了这一时期俗乐地位的攀升。相应地,宫廷音乐的性质和风格也在发生改变,即,从过去的礼仪属性逐渐过渡到了以娱乐性、商业性为主的娱乐属性上来。在这个过程中,制度的规定性与音乐实践的灵活性也得到了充分的显现。造成以上诸种变化的直接原因在于政局的动荡变迁,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社会大众审美趣味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