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浙江划分内洋与外洋的准则和界限

清代前期,浙江划分内洋与外洋的原则是,凡靠近海岸或县厅治所岛岸的岛屿和洋面均划入内洋;反之,凡远离海岸或县厅治所岛岸的岛屿和洋面均划归外洋。浙江划分内洋的界限是以海岸或县厅级衙门所在岛岸为基点向外划分的。"内洋"大致限制在距离海岸或设立县厅治所岛岸5公里以内的洋面。"外洋"以海道为外缘,与海岸和岛岸之间没有固定的距离。"外洋"的宽度少则50公里,多则110—180公里。清代中国对于近海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管辖宽度,不仅远远大于18—19世纪西方国家通行的3海里(5.6公里)领海宽度,而且也远远大于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规定的12海里(22.224公里)领海宽度。

潮安内洋南总干涝区挡潮排涝整治工程设计总体方案的确定

介绍了整治工程的概况,对工程的总体布置及主要建筑物的规模、治涝标准、排涝调节计算方法、排水渠线的选择及设计正常水位的确定、挡潮排水闸闸址及地基处理进行了方案比较和充分论证。

清代前期海洋分界问题再讨论

清代内外洋划分制度经历了康熙后期创始,康熙末年成型,雍正以后有所发展的历程。清政府划分内外洋的初衷,是为了明确海洋盗案法律责任。各省确定内外洋范围的方法,主要是以海岸、岛礁、港湾、墩汛等重要地理标志物作为内外洋名及内外洋分界线。由于缺乏科学测绘手段,清代对于内外洋的具体划分并不十分精确,但符合当时官民对海洋的认知水平,能够帮助盗案事主与地方官弁迅速确定事发地点,并明确地方州县与水师官弁的法律责任。通过内外洋划分及一系列相关制度,清政府对中国海域实施了有效的管辖权。

造山带板内洋岛-海山残片的识别及地质意义

板内洋岛-海山残片是造山带"洋壳残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恢复造山带所代表的古洋盆的构造演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如何在造山带中识别板内洋岛-海山残片并通过其恢复古洋盆的构造演化等问题并不清楚.在综述现今板内洋岛-海山的岩石层序、岩浆岩类型、地球化学和同位素特征等的基础上,结合对青藏高原班公湖-怒江缝合带数个板内洋岛-海山残片研究的成果,初步总结了造山带板内洋岛-海山残片的识别标志及其地质意义、时代的确定方法等基础地质问题.板内洋岛-海山记录了丰富的洋盆演化信息,且是大洋俯冲消亡时最易保存的地质体.因此,在古洋盆构造演化的恢复中,对造山带板内洋岛-海山残片的研究至关重要.

清代前期广东内外洋划分准则

为了对于近海水域进行有效的行政和军事管辖,清廷曾经谕令沿海各省将近海水域统一划分为内洋与外洋。如同沿海各省一样,广东省在乾隆时期也将近海水域严格划分为内洋和外洋两个部分。在广东省地方文献中保存了两套清代海防地图,明确标注了内外洋的具体位置,弥足珍贵。结合档案、志书等文献资料以及现代地图,仔细观察这两套地图,我们可以得到当时划分内外洋的准则。

清代前期江苏的内外洋与水师巡洋制度研究

江苏省的内外洋四至界限非常清楚,大羊山与小羊山之间是江、浙两省的外洋分界线;位于北纬35°附近的车牛山岛是江苏与山东外洋的分界线;江苏的内洋的基线为海岸线和崇明岛岸线;江南的内外洋交界线大致在汇头、崇明岛东端、廖角嘴一线附近;外洋的外缘线则是帆船行走的航线,与现在上海至青岛的航线重叠。为了确保长江海口和帆船航线的安全,雍正、乾隆时期逐渐建立了比较严密的巡洋制度。汇头以东的外洋归苏松镇中、左、右、奇四营和吴淞、川沙二营共同管辖,佘山迤北的外洋归狼山镇狼右营、掘港营等巡缉。苏松镇水师对于长江海口附近的内洋和外洋进行了严密的分巡、总巡和督巡。我们从江苏巡洋的重要事例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巡洋制度从建立到基本完善,再到逐渐废弛的过程。

清代直隶内外洋划分与天津水师的四度兴废

直隶省同沿海各省一样,在清代也曾将近海水域划分为内洋和外洋,加以行政和军事的管辖。天津水师曾经四度设立四度裁撤,第一次筹建于1725年,裁撤于1767年;第二次谕令复设于1816年冬季,裁撤于1826年;第三次、第四次分别筹建于1842年和1858年,均半途而废。探索这一奇特现象的成因,我们发现,无论是主张设立天津水师,抑或是奏请裁撤,地理环境的影响都很重要。地理环境是一种客观存在,关键是如何认识它。人们对于地理环境的认识能力影响着人们对于地理环境的选择和适应程度。

清中期山东的内外洋与水师巡洋制度研究

如同江、浙、闽、粤等省一样,山东的近岸海域同样按照清廷的旨意划分为内洋和外洋。凡是靠近海岸的岛屿和洋面均划入内洋,凡是远离海岸的岛屿和洋面均划入外洋。由于帆船在黄海的海道距离山东海岸遥远,加之渤海全部划入内外洋,山东水师的内外洋十分宽广,东到黄海中部的黑水洋,北到渤海北端海峡之中间线,西到现在黄河入海口,宽至百余公里,或数百公里,广至三千余公里。然而,由于海匪在黄海和渤海活动较少,兵部因地制宜,在山东内外洋配置的水师少时仅有一营,多时不过三营,战兵少则七八百名,多则一千余名,战船二十余艘,负责巡洋会哨。

奉天府的内外洋与盛京水师巡洋制度

清代前期,奉天府如同沿海其他各省一样,也将近海水域划分为内洋和外洋,加以行政和军事的管辖。盛京水师由满蒙八旗子弟组成,巡洋制度的责任人与沿海其他各省绿营水师明显不同。盛京水师以协领为总巡,以佐领、防御、骁骑校为分巡。各于所治界内,率舟师沿海上下更番往来,以诘奸禁暴。两界相交之所,届期会哨。

清代福建内外洋考

如同沿海各省一样,清代福建沿海六府无不按照朝廷旨意,严格划分了内洋与外洋,明确了水师官兵的水陆汛地。按照划分标准,凡是邻近海岸和内河的水域,以及邻近设立府厅县机构或重要驻军的岛屿岛岸的水域,均划入中国的内洋或外洋,纳入地方文官、水师官兵的行政或军事管辖范围。

论扬子地块西缘元古宙铁氧化物铜金型矿床与大地构造演化

探讨和总结了扬子地块西缘大地构造演化、元古宙重大构造-岩浆事件与铁氧化物铜金型（IOCG）矿床关系,以促进对深部隐伏 IOCG 矿床勘查和新技术研发。在新太古界-古元古界小溜口岩组顶部和不整合面之下,含矿层状-似层状碱性方解石钠长石岩中锆石SHRIMP U-Pb年龄为2520±14 Ma,这种似层状铜矿床和其上不整合面型Cu-Co-Au- Ag-REE-Fe矿体,以云南东川因民铁铜矿床深部小溜口岩组中铜矿床为代表。总体上, IOCG矿床与扬子地块大地构造演化之间关系为：（1）扬子地块于东川运动（中条运动/Hudsonian Orogeny,1800 Ma）形成了陆壳基底。在中元古代初期（1700±50 Ma）发生了地幔热物质上涌侵位的构造-岩浆事件,导致古扬子地块发生裂解并形成裂谷构造和大陆裂谷盆地。在近东西向大陆裂谷盆地发育初期,构造动力学特征为火山地堑式断陷成盆。在碱性铁钠质基性岩、铁钾质粗面岩和铁质辉绿辉长岩形成过程中,形成了第一期IOCG矿床成岩成矿高峰期（1650±50 Ma）,以云南大红山IOCG矿床为代表。（2）在裂谷盆地成熟发育期,构造动力学特征为裂陷沉降成盆。因民期和黑山期两次地幔热物质上涌侵位,导致了构造-岩浆-成岩成矿事件发生。在铁钠质基性火山岩、铁钾质粗面岩、水下火成碳酸岩、火山喷溢-火山热水喷流沉积相等形成过程中,形成了第二期IOCG矿床的成岩成矿高峰期（1500±50 Ma）,以云南迤纳厂IOCG矿床为代表。（3）在小黑箐运动/满银沟运动（格林威尔造山期,1000 Ma±）,扬子地块南缘形成了近南北向洋壳俯冲和陆缘侧向挤压收缩体制,碱性铁质辉长岩-辉绿岩体上涌侵位,伴随同构造期脆韧性剪切带形成和沉积盆地构造反转,形成区域性不整合面（小黑箐运动/满银沟运动）和后期沉积型-火山沉积型铁矿床,为IOCG矿床第三期成岩成矿高峰期（1000±100 Ma）。以白锡腊深部和新塘IOCG矿床为代表,形成IOCG矿床和IOCG矿床的叠加成岩成矿。（4）晋宁-澄江期为多重构造体制耦合与转换格局,扬子地块内部和陆缘具有造山带-沉积盆地-深部地幔柱上涌侵位,深部地幔柱上涌侵位形成的碱性铁质辉长岩具有OIB源区特征,形成了第四期IOCG矿床的成岩成矿高峰期（800±50 Ma）,以四川拉拉IOCG矿床受碱性铁质辉长岩侵位与叠加成岩成矿为代表。在澄江期“盆→山”耦合与转换, IOCG矿床和东川型铜矿中进一步发生了盆地流体叠加改造富集（810~700 Ma）。

云南白锡腊碱性钛铁质辉长岩类与铁氧化物铜金型矿床关系研究

云南东川白锡腊铁铜矿段深部碱性钛铁质辉长岩类具有明显的岩相学分带,最新发现的铁氧化物铜金型(IOCG)矿体受碱性钛铁质辉长岩类与隐爆角砾岩相带控制。地球化学研究显示本区碱性钛铁质辉长岩-碱性钛铁质闪长岩具有贫硅、富碱、高磷、富钛铁特征,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LILE)、稀土元素(REE)及高场强元素(HFSE),与洋岛玄武岩(OIB)类特点一致,具有富铁地幔源区特征。锆石SHRIMP U-Pb年龄揭示它们形成时代为1067±20 Ma^1047±15 Ma,揭示了本区碱性钛铁质辉长岩类和铁氧化物铜金型矿床形成时代为中元古代末期,属于格林威尔同造山期形成的产物。推测这种碱性钛铁质辉长岩类的岩浆源区属板内洋岛玄武岩(OIB),地幔流体交代作用导致上涌侵位,这种富铁地幔源区为区域上大规模铁铜金属超量聚集,提供了良好的成矿动力学条件和丰富成矿物质,不但有利于大型-超大型铁氧化物铜金型矿床形成,而且有利于钛铁矿和铜硫化物(铂钯)富集成矿。

清代内外洋划分及其管辖问题研究——兼与西方领海观念比较

清代将接近大陆海岸和岛岸的海域划分成三个部分:一是内洋,这部分海域由于靠近大陆海岸或岛岸,以一些小岛为标志,由沿岸州县和水师官兵共同负责管辖;二是大洋、深水洋或黑水洋,这部分海域无边无际,"非中土所辖",类似于现代的公海;三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条洋面,清人称其为外洋,这部分海域通常以距离中国海岸、岛岸最远的岛礁为标志,由于超出了文官的管辖能力,主要委派水师官兵来巡阅会哨。

清代前期台湾内外洋划分与水师辖区——中国对钓鱼岛的管辖权补证

如同中国沿海各省各府一样,清代前期福建台湾府不仅按照朝廷旨意,严格划分了内洋与外洋,明确了水师官兵的水陆汛地,而且建立了比较严格的巡逻会哨制度。凡是靠近台湾府和澎湖厅治所所在岛屿(台湾岛和澎湖岛)岛岸的岛屿和洋面均被划入内洋,纳入文武官员共同的管辖范围;凡是远离台湾府和澎湖厅治所所在岛屿(台湾岛和澎湖岛)岛岸的岛屿和洋面均被划入外洋,由水师官兵负责巡洋会哨。台湾海峡在清代前期已经形成了"两纵八横"的海道网络。水师的管辖范围大致包括台湾海峡全部水域和台湾岛周围海道以内的内外洋水域。台湾南面的琉球屿、七星岩,东面的兰屿(红头屿)、绿岛(火烧屿),北面的鸡笼、花瓶屿、棉花屿、钓鱼台等作为商船、渔船、兵船或海匪船只的临时港口及其所在洋面是清代环台湾海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被纳入清军水师巡哨、管控范围。

清人对内外洋的地理认知

在清代我国近海海域被划分为内洋、外洋和公海性质的大洋。清人在日常生活中主要根据离岸远近、水色深浅、有无沙洲暗礁、山岛多少等这些显著的海洋地理特征对内外洋进行描述。内外洋的划分多以岛屿、港湾、沙洲等作为标志。这些共性的地理特征或许是清人对内外洋较普遍的认知。

关于清代内外洋划分的几点认识

清代对沿海商民船只往来海道范围内的海域,综合多方因素将其划分为内洋和外洋两部分,并制定了相应的巡防管辖制度。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通过考察相关文献,就清代内外洋的划分问题提出几点认识。第一,沿海各地内外洋的划分并非一成不变,由于种种原因,有时会将内洋改划入外洋,或将外洋改划入内洋。第二,和大陆海岸或设立府厅县衙门岛岸的距离并不是划分内外洋的绝对标准,并非所有近海区域皆为内洋,一些外缘无显著岛礁的沿海标志性海角或海港的附近海域就可以划入外洋。第三,以港湾或岛礁等地标来命名和划分内外洋是当时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港湾岛礁附近海域以外的洋面便不属内洋或外洋,只是有些海域并无岛礁等用以标识或划界而已,沿海商船往来海道以内的海域都属清朝管辖。总之,清代对于沿海广大海域进行了长期有效的管辖。

一念之间:清代内外洋划分方法补正

清代将靠近大陆海岸、岛岸的海域划为内洋、外洋、大洋三个部分,并对内外洋进行了有效管辖。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内外洋的分布与性质已取得较深入的认识。一般认为,内洋即毗邻海岸的海域,由沿岸文武管辖;外洋即内洋之外、以距岸最远的岛礁为标志的海域,多由水师管辖。内外洋呈两条带状分布,皆属中国。近年,有学者基于清人记载中时而出现的“标外洋于近岸”现象,对前人总结的划分方法提出疑问,并对内外洋划分的变化展开了新探索。通过研究,本文发现,“标外洋于近岸”只是清人的一种外洋标记方法,非指邻岸海域为外洋。某些岛礁虽同时被标内洋、外洋,但其意也各有侧重,非指将其紧邻海域分为两种洋。“内外洋呈两条带状分布”的说法依然可以成立。据官方文献所载,随着时间推移,内外洋的划分有时确会受海陆地形变动、海防机构调整等的影响而变化。不过,一些研究仅立足于“近岸外洋”的另类解读推导变化、分析原因,视角固属新颖,论证却有失严密。

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功能浅识

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营建时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政府办公大楼,大楼内采用现代化水电设备,有电梯、热水汀、抽水马桶等,外中内洋、中西结合,既具备了民族风格的外貌,又有了现代建筑的坚固性和实用性。它是中国古典文化与时代精神结合的结果,并开了中华古典复兴式建筑风格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