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范式创新、价值网络重构与内生分工优势协同演进

依据产品市场需求变化的一般特征,探究了技术范式创新及其实现条件;依据技术范式轨迹转移对嵌入在产品结构体系中企业排序的影响,探究了技术范式创新下价值网络重构;根据市场交易效率对价值网络重构下企业内生分工演进的影响,探究了内生分工企业比较优势提升问题。最后,总结性揭示了技术范式创新、价值网络重构与内生分工优势的协同演进机理。

宏观转型背景下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历程——以“内生分工”理论为视角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也体现了传统的模仿分工到内生分工的进程。在大规模要素投入、经济组织演变、知识与技术积累的背景下,以“内生分工”为视角,梳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进程,不仅有利于认识制度的变迁,更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个体内生分工的可能性。加快内生分工在制造业的研究,为投入要素的货币化、加速宏观政策的实施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要素市场的自由化及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创新驱动提供条件,才能进一步深化“内生分工”。

基于搜寻行为的经纪中介内生分工研究

经纪中介是一类以搜寻为立足点,搓合交易顺利进行的经济组织。理论研究中一直忽视对经纪中介产生过程的分析,本文从其搜寻行为出发,在给予参与者选择成为中介或买卖者的自由的假设下,发展了一个解释经纪中介内生分工的模型。分析表明,在保证一定的参与者选择中介比例的情况下,一个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的内生分工是稳定存在的。

交易效率、人口密度与厚实市场——内生分工的经济分析

本文在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的权衡中,创新性引入人口密度的双重外部性和资源的竞争性,借助于产消合一的内生专业化模型,来分析影响人口密度的经济因素、解释人口密度在分工网络中的作用原理。均衡及比较静态分析显示:交易效率改进,将促进区域的最优人口密度增高,强化交易品的专业化水平,扩大分工网络,增强人口密度在分工网络中的正效应——放大技术生产力,节省学习投入,扩增产品的消费和交易种类,提高总产出量、市场容量和产销转化率,促成交易密集的厚实市场,从而减轻人口稠密和资源稀缺的负效应,导致人均真实收入上升。本文模型有助于破解人口、分工与增长之谜。

为什么交易服务中间商存在? 内生分工的一般均衡分析

本文考虑个人既是生产者（包括中间商）又是消费者的情况，同时基于分工获益与交易费用之间的冲突，运用超边际及一般均衡方法，探索了交易服务中间商出现和存在的理由。本文证明，交易服务中间商是专业化和分工水平提高的产物，而这种专业化和分工水平的提高则来自于制度效率和交易服务的交易效率所共同决定的产品总贸易效率的充分改进；交易服务中间商的出现还受到生产和交易的学习成本的影响，也会随着交易服务的生产技术的提高而加速；总贸易效率的提高同时也导致了交易服务中间商协调的委托贸易模式取代自给自足和非专业化生产者-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贸易模式，并使得市场种类数增加、经济依存度提高、交易迂回度提高和人均真实收入增加。本文对于理解运输和物流服务的外包与内部化、生产与交易的交互作用以及营销渠道的形成具有意义。

分工演进与浙江经济

本文认为,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罗默等人将技术进步建立在研究和开发的基础上,从而内在地阐明了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机理。然而,通过对比浙江省与国内其他省份在经济和教育、科研方面的指标,我们发现,对于解释浙江省乃至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的经济增长,罗默的模型并不适用。相反,沿着亚当·斯密的分工导致经济增长的思路,杨小凯和贝克尔等人分别建立的内生劳动分工的经济增长模型提供了解释浙江经济发展变化较有说服力的工具。浙江省的经济增长突出地表现在杨小凯模型所揭示的随着个人专业化程度提高和商品化程度提高而出现的劳动分工的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与专业市场和家族企业发展相联系的贝克尔所揭示的专业化程度的加深。文章最后指出浙江经济今后发展的关键在于降低协调分工的成本、深化分工的一系列制度建设,尤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