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发型秩序到内生型秩序——中国和平发展与东亚秩序重建

冷战结束意味着东亚地区原有的主要由美国推动建立的外发型秩序开始解体,区内国家开始在地区秩序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中国在和平状态下的经济崛起不仅导致在东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区内经济两强并立的局面,而且更从根本上突破了原有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使得东亚地区由外发型秩序向内生型秩序过渡。虽然从长远来看,内生型秩序在建构区内和平稳定方面要优于外发型秩序,但在秩序转型期间,两种秩序在本地区的竞争却产生了更多全新的问题。而作为两种不同秩序的推动者,美国和中国在本地区存在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东亚地区秩序无法平顺转型的动因所在。

治理工具创新:激活内生型社会信用秩序

对于新工具的应用可以看作是对于社会秩序发展的一种回应。在网格式的社会治理结构中,传统的等级式关系的治理工具经常显示出其不适应性。市场经济社会信用供给的两种形式有内生型供给和外生型供给,内生型社会信用秩序是市场经济依靠市场主体自身的能动性来形成牢固的利益、市场、权利和法律体系。基于内生型秩序在建构社会和谐稳定性方面优于外发型秩序的特性,所以结合我国转型社会发展特点,通过开发与创新社会治理工具为重构社会信用秩序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

“新乡土中国”社会团结的秩序基础——兼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建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呈现出“新乡土中国”的发展样貌。基于对中国西部地区高柏镇乡村社会70年发展变革现实社会形态的呈现,借助对制度变迁理论中关于社会秩序议题的认知,把变革之中乡村社会秩序的构筑与形塑放在一个具有一定社会结构和网络关系的特定乡间聚落社会空间中,以考察村民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乡村组织),群体(乡村组织)与群体(乡村组织)之间,基于特定社会处境或利益诉求,展开不同互动形态和关系连接,去理解和分析当乡村社会传统的村落团结维系“遭遇”外来的行政性力量“嵌入”时,乡村社会原有的秩序形态如何适应并整合新的外来力量,进而内外两种力量相互之间进行着怎样的一系列互构和博弈,并最终形塑了乡村的社会团结和秩序维系及其变迁。研究得出:当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之力量(国家政权的制度法规建设与政策施政倡导、乡镇政权的行政命令与施政干预、驻村乡镇干部的村治行为等),进入到乡村社会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并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恒定准则和样态(家庭及其家族、人际关系与人情往来、村落规范与村庄权威、村民小组与村级组织等),在村庄这一现实场景中遭遇,并转而进行着一系列的互构和博弈时,乡村社会里既存的两种场域形态——村头公共舆论场(非正式组织化的)和村庄红白喜事场(正式组织化的),构成了乡村社会中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力量互动整合的主要场域,也成为调试外嵌性秩序与内生型传统这两股不同的地方性社会秩序维系的主要力量源,并最终构筑起了乡村社会日常的秩序维系与团结基础。

村务公开制度实施的困境与对策——基于广东省石村的调查与思考

实施村务公开制度是村民监督村干部的有效手段。在村务公开制度实施的过程中,村庄社会内生型秩序影响着村务公开制度的实施绩效。内生型秩序是村庄社会内村民长期互动并经过反复实施而渐进形成的;外生型制度必须建立在村民行动逻辑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制度绩效。针对石村的村务公开制度的施行情况,首先,村务公开内容进一步嵌入各自然村,扩大村务内容的知晓度。其次,创新村务公开的有效形式,真正落实村务公开内容。最后,提高村民民主监督技能,促进村务公开监督日常化。这是村务公开制度发挥制度绩效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