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劳动对农民工社会参与的“挤出效应”研究——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经验证据

加快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任务,社会参与是衡量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进程的核心要素之一。本文以过度劳动为切入点,审视农民工社会参与低水平发展状态,并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过度劳动对农民工社会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①中国农民工的过度劳动现象非常严重,68.10%的农民工周平均劳动时间超过50小时,45.88%的农民工周平均劳动时间超过60小时。②过度劳动会显著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参与水平,即过度劳动对农民工社会参与存在“挤出效应”,在运用泊松内生处理效应模型控制潜在的内生性偏误,并运用2014年社会融合专项调查数据重新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③过度劳动之所以会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参与水平,可能是因为过度劳动会造成农民工心理压力过大、主观社会地位下降。

异质性信贷约束对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

创业绩效是每个创业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基于信贷均衡理论,采用我国传统劳务输出大省江西省创业农民的调查数据,甄别了样本的信贷约束及类型,实证研究了信贷约束及其类型异质性对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内生处理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相比无信贷约束样本,受到信贷约束的农民创业财务绩效低94%,充分缓解其信贷约束能够提升财务绩效约45%。采用控制方程方法、OLS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相比无信贷约束样本,受到完全数量型信贷约束、风险型信贷约束和部分数量型信贷约束的农民创业财务绩效分别低34%、26%和16%。信贷约束及其类型异质性对农民创业成长绩效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也印证了两者的负向关系。因此,应实施差异化的信贷政策,努力缓解创业农民的信贷约束,提升其创业绩效。

研发税收激励、企业资格认定与减免可持续性

本文研究了包括高新技术企业在内的企业资格认定型研发税收减免的可持续性问题。通过广义Heckman选择效应模型以识别减免产生的企业选拔,据此建立内生处理效应模型研究研发税收减免对企业能否持续获得减免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选拔和税收激励共同作用下的企业营收规模扩张显著提高了企业下一年度不能持续获得减免的可能性。其作用机制表现为一种盈利约束效应——比例门槛型减免条件和年度持续性投入要求的双重约束下,获得减免企业以营收规模为分母的同期盈利性的下降削弱了企业下一年度持续满足认定条件的能力,最终产生了更高的减免不可持续性。企业资格认定型研发税收减免政策具有可持续性上的自我削弱影响。研究结果为当前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