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参与促进了农村居民创业选择吗?——基于内生转换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创业是解决农村居民就业、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力举措。文章基于数字乡村参与微观视角,运用SOR模型构建“情境刺激—内部动机—行为反应”过程机制,理论分析数字乡村参与与农村居民创业选择的关系,并进一步通过CFPS微观调查数据、内生转换Probit模型,实证检验经济、治理、生活三种不同应用场景下数字乡村参与对农村居民创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数字乡村及各维度参与均显著促进农村居民创业选择。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参与对高教育、高收入水平的农村群体的创业效应更大,且在粮食主产区和东部、中部地区更为突出。因此,要积极鼓励农村居民参与数字乡村实践,同时也要重视数字乡村各领域发展的包容性和公平性。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改革中微观主体的行为研究——基于order probit模型对居民缴费意愿的分析

微观主体的缴费意愿对污水、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基于调研数据,对城镇污水、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和order probit模型的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居民收入水平和环保宣传力度对缴费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而地区性因素和居民个体特征因素对缴费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据此提出了改革收费制度、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等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异质性升级——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和边际处理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大背景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升级,但是对于OFDI如何影响企业升级目前还缺乏深入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2010—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综合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和边际处理效应模型考察了OFDI对企业升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OFDI能促进以生产率提升为标示的企业升级,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研发投入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等中介机制实现。(2)反事实估计结果表明,OFDI企业如果选择不对外直接投资会抑制其升级,非OFDI企业如果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则会促进其升级。(3)全样本的边际处理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当企业OFDI的潜在成本越低时,其边际处理效应越高,升级效应也越大。(4)从分样本OFDI企业的平均升级效应来看,高新企业大于传统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大于其他要素密集型企业;在潜在成本非常低的情形下,国有企业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的边际升级效应分别大于民营企业和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研究发现对于如何分类引导企业“走出去”、降低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成本以及促进企业升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基于order probit模型对城镇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改革的研究

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是我国环保法律规定的一项重要制度,对居民的垃圾排放行为起着重要的调节、控制作用,有利于我国环保目标的实现。基于调研数据,本文对影响城镇垃圾收费制度改革的诸多因素进行了order probit模型分析。研究发现,居民垃圾处理费支出和居民收入水平等经济因素对收费制度改革影响显著,而对环保宣传和居民个体特征因素的影响不显著,并在对计量结果解释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信贷市场与农地使用权流转——基于双变量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农地使用权流转有利于农地的有效配置,但是目前中国农村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并不活跃。本文首先提出一个理论假说,认为中国农村信贷市场的不完善会束缚农地使用权的流转,然后利用一个覆盖中国六个省份的农户调查数据建立双变量Probit模型,考察了信贷资金的可得性对农户参与农地使用权流转行为的影响,同时解决了信贷资金可得性变量的内生性,结果发现:信贷资金可得性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而土地交易成本、非农就业机会、地权稳定性及农户人力资本特征等因素也能够促进农地流转。

二值选择模型内生性检验方法、步骤及Stata应用

模型内生性问题受到学术界热切关注。越来越多学者热衷于使用二值选择模型（如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展开相关研究。文章针对二值选择模型内生性检验研究成果现状,以Probit模型为例,首先提出其完整的内生性检验步骤;然后阐述处于不同情况下Probit模型内生性检验的具体方法、操作步骤以及Stata应用。

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理论与应用

本文通过对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原理的介绍,总结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较其它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方法和模型的优势,并梳理国内外利用此方法展开实证研究的文献,发现该方法主要应用于农业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领域,解决因自选择引致的内生性问题。同时,结合黑龙江省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情况,实证分析农户投保行为对其家庭收入的影响,以及该政策的作用效果,突出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在政策评价方面的运用,最终得到投保政策性农业保险可以促进农户增收的结论。

农户数字信息选择对绿色生产风险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小麦种植户调研数据分析

农户绿色生产风险的规避与防范是粮食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基于河北与河南省912份小麦种植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内生转换Probit模型和反事实分析法,探讨农户数字信息选择对绿色生产风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43.42%的小麦种植户面临较高的绿色生产风险;数字信息选择能显著降低小麦种植户绿色生产风险,选择数字信息的农户若未选择数字信息,其高绿色生产风险的概率会增加22.48%;数字信息的选择通过信息获取、生产监测、市场分析三个中介路径显著降低农户绿色生产风险。因此,政府应夯实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字信息供给的精准性;提高种粮大户的政策性补贴力度,促进小麦种植户规模化产业化经营。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内生转换Probit模型

本文基于陕南三市1712个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Probit模型,构建农户搬迁决策和非农就业的联立方程,从非农就业劳动参与和非农就业收入两个角度实证分析搬迁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进一步提出并检验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第一,生存的压力、搬迁的机会成本和资本禀赋是影响农户搬迁决策的重要因素,搬迁具有明显的农户“自选择”特征。第二,基于反事实假设,搬迁农户若不搬迁,非农就业劳动参与和非农就业收入将分别下降5%和1.53%,而非搬迁农户若搬迁,非农就业劳动参与和非农就业收入将分别提高23.49%和19.47%,搬迁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参与的影响大于对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分散安置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大于集中安置,搬迁对新生代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大于老一代农户。第三,搬迁通过空间位置的重置效应、培训机会的获得效应、发展环境的改善效应以及农户内生发展动力的提升效应四个渠道促进了搬迁农户的非农就业。综上,今后要在确保搬迁农户就业数量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就业质量,提高就业市场的包容性以重点解决老一代搬迁农户的非农就业问题,集中安置区既要重视当地就业机会的培育也应组织推动搬迁农户的劳务输出。应通过接续投资、精准培训及农户发展内生动力培育尽快促进搬迁农户实现非农就业,但同时也应关注未迁出农户的发展问题。

信贷可得性对水稻种植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影响研究

基于水稻种植户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Probit模型和反事实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信贷可得性对水稻种植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影响。结果表明:户主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以及社会网络等是影响水稻种植户信贷可得性的重要因素。信贷可得性对水稻种植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未获得信贷的反事实情境相比,信贷获得使得水肥一体化技术的采纳概率显著提高了19.9%。CMP模型的估计同样验证信贷获得对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纳的正向影响,即结果具有稳健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扩大信贷规模可以显著提高水稻种植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概率。基于此,建议加大对粮食种植户的信贷支持,并结合农户特征提高信贷支持政策的精准性,以促进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

社会网络内生性问题研究

认为在社会关系发挥正功能的情况下,网络使用过程中显现的是穆尔(Movw)提及的拥有好的关系的行动者倾向于使用关系的内生性类型;而在社会关系发挥负功能的情况下,网络使用过程中显现的是有能力的行动者倾向于不使用关系这一个殊异的内生性类型;在此确定基础上,认为穆尔提出的内生性不具有普适性,其对网络研究的一般形式的否定是不成立的,并验证了关系的使用对于收入的效应呈现随着关系使用概率而呈现变化的异质性效应。

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吗?--来自中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验证据

为揭示互联网使用在农户宅基地流转行为决策中的影响及其机理,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668份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Probit模型、反事实分析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直接促进农户宅基地流转,并通过信息获取、需求发布两个中介路径间接促进农户宅基地流转;进一步加大互联网的普及应用,能够促进农户宅基地流转,特别是促进没有接入互联网的农户使用互联网,能够使其流转宅基地的概率提升3.1%;宅基地面积、宅基地价值认知和新购房计划显著促进农户宅基地流转。因此,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农户易于、乐于使用互联网获取宅基地相关信息和发布宅基地流转需求,同时综合考虑影响互联网使用与宅基地流转的因素,分类施策。

农户秸秆处理行为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传统研究认为农户拥有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是能否激励农户对土地采取长期投资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基于具有代表性区域的随机农户调查数据,揭示了在经济环境改变后,农户家庭收入结构出现巨大变化而土地社会保障功能下降的情况下,农户对土地的投资行为的变化。以农户的秸秆处理行为为例,采用问卷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进行探讨。结果发现:农户非农收入占整个家庭收入比例不断增加后,农户对土地的投入更倾向于采用“劳动时间节约型”方式。秸秆处理方式更倾向于焚烧、丢弃、出售,而土地规模的扩大更利于秸秆还田技术的运用。通过不断延长土地承包期等增强农户土地权利的方式来激励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资作用有待进一步验证。

土地流转的创业效应——基于内生转换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6581个农村样本数据,本文采用内生转换Probit模型,在考虑和修正样本选择性偏误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土地转出和转入的影响因素以及土地转出和转入对农民创业影响的异质性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房产市价、金融产品、商业保费和藏书量等因素对农民土地转出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人口数、距离和藏书量等变量对农民土地转入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土地转出和转入对农民创业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土地转入的创业效应更大。第三,土地转出对新生代农民的创业效应比对老一代农民大,土地转入对老一代农民的创业效应比对新生代农民大;土地转出对东北地区农民的创业效应最大,土地转入对东部地区农民的创业效应最大。因此,要以土地转入驱动转出,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土地流转,促进农民创业。

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邻里效应分析——基于农技推广和农户认知的调节作用

研究目的: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为例,探究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行为的邻里效应,分析农技推广与农户认知在农户邻里效应中的调节作用,为加快绿色生产技术推广政策落地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内生转换Probit模型。研究结果:(1)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行为中存在明显的邻里效应,邻里效应中群体学习、交流机会显著正向促进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2)农技推广对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行为中邻里效应有显著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农户认知对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行为中邻里效应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3)农户具有技术接纳者和技术传播者的“双重身份”,且技术采纳可将邻里效应中群体学习、社会规范、交流机会的概率分别提升3.65%、3.82%、4.12%。研究结论:为了促进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建议培养农业生产示范户,充分发挥邻里效应;深化多元政企合作,形成技术扩散乘数效应。

互联网使用能否促进农户主动采纳秸秆还田技术——基于内生转换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秸秆还田技术主动采纳行为的理论模型,利用湖北和河南两省1074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内生转换Probit模型,在"反事实"分析框架下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秸秆还田技术主动采纳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其路径。结果表明:(1)主动采纳秸秆还田技术的农户占比为52.89%,被动采纳秸秆还田技术的农户占比为47.11%;(2)互联网使用能直接促进农户主动采纳秸秆还田技术,表现为在反事实假设下,使用互联网的农户若没有使用互联网,其主动采纳秸秆还田技术的概率会下降35.83%,未使用互联网的农户若使用互联网,其秸秆还田的主动性将上升3.09%;(3)互联网使用通过预期生态收益的中介路径间接影响农户的主动采纳行为,中介效应占比为7.81%。因此,政府应该加大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信息资源精准供给、创新信息传播形式、降低农户信息接入门槛,使农户易于且乐于使用互联网,鼓励农户开展土地流转、促进土地规模经营。

农机服务对农户分化影响路径的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农户趋于分化的客观事实,利用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分别从农户分化意愿以及农户收入分化的视角,实证检验农机服务对农户分化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农户采用农机服务,可以提高其家庭劳动力禀赋,有助于提升农户的实际经营能力,一方面,能够增强小农户留农意愿;另一方面,可以提升普通农户成为种植大户的意愿。此外,采用农机服务还可以提高农户的农业收入比重,在控制农机服务与农户分化之间的内生性之后,农机服务对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依然十分稳健。总体而言,农机服务能够与农户家庭劳动力结构形成较好的匹配,具有优化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促进劳动力内部分工的作用,有助于提升劳动力的耕种能力,进而为农户扩大经营规模提供必要的保障。建议完善农田基础设施,降低农机服务作业成本,提升农机服务的便利性。

不同就业类型农业转移人口的返乡偏好研究

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Probit模型,从就业类型分化视角实证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对“县域”和“乡村”的返乡偏好。结果表明:第一,自雇型农业转移人口更愿意返回县城。第二,在两种就业类型内部,雇主群体和固定受雇群体更倾向于返回县城。第三,土地和宅基地等乡村土地资源对农业转移人口返乡偏好具有调节效应,拥有农村土地资源对自雇型返回乡村意愿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而在两种就业类型内部,缺乏农村土地资源则会“倒逼”自营劳动群体和非固定受雇群体进入县城。据此,建议进一步提升县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推动自雇型农业转移人口返乡创业,且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和宅基地的权益保障和退出机制。

离农会让农户更愿意退出土地承包权吗?

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中国农户出租农地、离开农业的现象日益普遍。为了考察农户"离农、进城"后是否愿意退出土地承包权,本文在构建经济性占有、情感性占有与农地退出意愿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利用黄淮海农区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内生处理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离农对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部分离农或完全离农都会显著降低农户的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经济性占有状况越好,农户对土地的情感性占有需要越强,承包权退出意愿越弱;出租农地的离农行为,对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有稳定可靠的负向作用。因此,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引导和支持"离农、进城"农户有偿退出农村土地,"不在地主"大量出现将难以避免。

农户就地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及其福利影响——基于四省农户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使用2015年江西、四川、安徽和辽宁四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识别影响农户参与就地城镇化的因素;采用基于倾向得分法的平均处理效应模型,估计就地城镇化对农户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1)户主受教育程度、上年家庭纯收入、上年非农收入比重、社会网络关系和位于四川等因素对参与就地城镇化具有推进效应;(2)户主年龄、家庭经营耕地面积、子女教育认知、社会保障认知、城市生活成本认知、谋生能力认知、补偿标准认知等因素对参与就地城镇化具有制约效应;(3)农户参与就地城镇化可以显著改善其福利水平,具体而言,使其总收入平均增加29.81%,生活消费总支出平均增加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