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性变迁与外生性变迁——中国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现代变迁中的两种不同路径分析

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的现代变迁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变迁路径,即外生性变迁路径与内生性变迁路径。在外生性变迁与内生性变迁的双重路径的作用下,推动了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的现代变迁。外生性变迁与内生性变迁的有机结合应当成为实现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现代变迁的最优路径选择。

跨国投资进入方式的内生性变迁

本文从内生性变迁的角度以跨国合资为基本模式,分析了跨国合资企业股权结构的演变以及跨国公司独资化进程的影响因素。本文的结论为,在跨国合资模式下,基于专有性技术所形成的合资双方的资产专有性是决定合资企业股权结构的重要因素,加快技术进步和增加资产专有性对增加跨国合资企业控制力以及提高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体育参与中性别差异变迁路径的选择

社会体育参与中性别差异的变迁存在两种可能路径,即外生性变迁和内生性变迁。社会体育参与中性别差异变迁的不同时期选择了不同的变迁方式。外生性变迁与内生性变迁的有机结合,应成为促进社会体育参与中性别和谐的有效路径。

兵团文化生成与变迁的过程及分析

自兵团成立以来,兵团人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成就,为新疆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从兵团文化的制度层着手探讨分析兵团文化的生成与变迁,寻找出主导兵团文化变迁的因素,为兵团的发展提供一点思路。

内生性制度变迁传导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分析

本文对发展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FDI)挤出效应的外生性分析框架进行了质疑,提出基于制度变迁传导机制的FDI挤出效应内生性分析框架,对我国FDI挤出效应的基本演进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要克服FDI的挤出效应,必须通过渐进一统筹、政府主导-市场推动、非均衡-均衡、单向-双向的闭合性制度变革,消除原有非闭合系统下FDI挤出效应的互强化机制。

矫枉过正:美国侵权连带责任的制度变迁及其启示

美国侵权连带责任经历了适用范围从"极窄"到"扩张"再到"严格限缩乃至废止",利益平衡模式从"单向保护"到"具体权衡"的制度变迁。因果关系、比较过失、免责和解协议的效力等内部因素推动了内生性制度变迁,其基本任务是如何构建起合理的规范体系。宪法考量、公共政策、法律功能、诉讼程序等外部因素推动了外生性制度变迁,其基本任务是如何妥善发挥制度功能、避免滥用连带责任。矫枉过正的深层原因是要素和驱动机制的复杂性。我国法上的侵权连带责任未出现大幅度限缩乃至废止,是因为体系化抑制了激烈的内生性制度变迁,转型时期的政策要求趋向于完善连带责任规范体系。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建构主义转向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析路径,在外部资源借鉴与内部理论完善的双重动力下发生建构主义转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中获取建构主义研究灵感,为了弥补研究不足、促进理论融贯、扩展内生维度,改造政治科学观念研究的分析术语并拓展观念因果机制研究。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建构主义转向衍生出侧重利益建构、内在因果、观念塑造的观念制度分析路径,强调主体间性、话语阐释、意义框架的话语制度分析路径,以及看重修辞策略、符号互动、叙事结构的修辞制度分析路径。总结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建构主义转向的启示意义,需要归纳建构主义取向制度研究在动态视角、研究基础、因果阐释方面的突出贡献,反思建构主义取向制度研究在研究定位、分析维度、利益界定方面的现有局限,据此提炼本土政治学概念构建、方法运用、议题扩展的理论发展经验。

制度及其演化的一般理论

本文介绍了各个学派对于制度及其演化的观点以及近年来基于博弈论的制度及其演化理论的新进展。重点讨论了主流范式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制度观和博弈论的均衡制度观;制度起源的演化博弈理论;制度演进的演化博弈模型、主观博弈模型与心智模型,基于重复博弈框架的内生性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基因-文化演化过程和制度与偏好的共生演化模型。最后,提出了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并强调了自由和平等对于促进良性制度演化的重要性。

基于需求层次的农村信贷供给体系重构研究——来自湘潭农村信贷市场的调查分析

多样化的农村经济主体的信贷需求在其融资次序下表现为多层次特征,但外生性、强制性的农村信贷制度供给却与这种层次态的信贷需求之间存在矛盾。只有改变传统的信贷供给逻辑,在内生性制度变迁的基础上,通过对农村非正规金融进行引导,主动地组建适应农村信贷需求的新型信贷机构,并对现有农村信贷供给主体进行功能整合,才能提高农村信贷供给制度的适应效率。

基于DSGE模型的能源税征收最优环节选择:产出型抑或投入型?

设立开征统一的能源税,将改善中国现有税制体系中能源类税种名目繁多、零散碎片的局面,不仅有利于实现节能降耗、减轻税收负担,而且对增加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也有积极作用。但是,新税种的设立必须考虑其宏观经济成本,因此,本文利用包含内生性技术变迁的多部门DSGE模型对能源税如何影响宏观经济发展进行了预测,模拟了GDP、就业、投资、能源投入等宏观经济指标在2020-2049年的变动轨迹,并且区分了在生产的投入环节征税与在生产的产出环节征税的差异化效果。研究发现,无论在哪个环节征税均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投入型能源税的负面影响较小,并且对能源消耗的削减作用较为显著,原因在于其能够为企业提供改进能源使用技术、提高能源效率的激励机制。特别是配合降低劳动所得税的税收循环方式,从长期来看,可以抵消掉能源成本上升对投资、就业以及GDP的负面效应,使经济增长路径向稳态水平收敛。此外,投入型能源税能够为政府提供较为稳定、规模适度的财政收入。因此,能源税的征收应设置在投入环节较为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