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尔田与章学诚——兼论张氏对内藤湖南的学术影响

张尔田是清末民初学界接受和传播章学诚思想的关键助推者。张氏依靠对章学诚著作的阅读和吸收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化用章学诚史学思想而著《史微》,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并受到日本章学诚研究的先导者内藤湖南的高度推崇。在《章氏遗书》的刊刻过程中,张氏积极助力,并将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视为矫正学风和时弊的良方。对张尔田在章学诚研究中的学术谱系及中外交互渗透面向的探查,能够在学术史中更好地还原民国初年章学诚研究热的端绪。

“本末”与“文明”: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对陈邦瞻的“回避”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对中国古代纪事本末体史书极为推崇,但作为唐宋变革论的提出者,在其所著的《中国史学史》这部书中并没有涉及《宋史纪事本末》一书,也没有涉及该书的作者明人陈邦瞻及其“宇宙之变”说。这一现象如果不是由于内藤湖南对中国古籍阅读的欠缺,那么难道是出于主观上的“回避”?为探究内藤湖南“回避”的可能原因,按照史书体例与历史认识关联的这一逻辑,通过对陈邦瞻“本末”叙事和内藤湖南“文明”叙事的不同的史学书写及其认识差异的比较、分析,内藤湖南的“回避”不仅有史家叙事逻辑的“代沟”,也有认识上价值判断的迥异。

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纠谬二则(上)

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5月25日,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1866—1934)所著之《支那史学史》(中文译本名为《中国史学史》)由株式会社弘文堂出版。此后,该书不断再版,然无论是初版还是再版的《支那史学史》都有共同之错谬。从1949年《支那史学史》初版问世至今已逾70年,书中之错谬却一直未获更正,是故有必要指出。

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纠谬二则(下)

第二则:《支那史学史》有云:“續いて北宋から南宋にかけて、趙明誠が金石録三十巻を著はした。彼は宰相趙抃の子で貴公子である。その妻李清照は李格非といふ學者の女で、易安居士といつて有名な女學者であつた。”

论内藤湖南的“文化论”

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今日本秋田县人，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学的研究方面，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且卓有建树。在日本汉学界也享有“东洋史的巨擘”之美誉。在中日文化关系论等方面，他主张“中日文化同一体”“文化中心移动说”。可以说他的思想曾对日本人的中国观以及日本的对华政策都产生过实际的影响。本文从内藤湖南的“中日文化统一体”和“文化中心移动说”中所出现的观点进行分析，从而论述内藤湖南“文化论”的实质。

同时代“京都支那学者”眼中的内藤湖南——以《支那学》第七卷第三号中的《内藤湖南先生追悼录》为中心

内藤湖南是＂京都支那学＂的奠基者之一。随着中日两国对内藤湖南研究的不断深化,内藤湖南的各个不同的侧面被不断放大,对内藤湖南的理解也有片面化之虞。探讨同时代＂京都支那学者＂眼中的内藤湖南,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内藤湖南,不无借鉴意义。他们对内藤的总体认识,对生活中的内藤和作为藏书家、经世家、大学教授的内藤的认识,都保留在1934年7月发行的《支那学》第七卷第三号中附录的《内藤湖南先生追悼录》中。

重视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以思想文化面向为中心

内藤湖南在中国近代史论域深具影响的"宋代近世说",以贵族政治的式微、平民势力的高涨为指归,从广义文化视域揭橥宋代开启中国的近世。是说参考欧洲历史分期,深入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形成"多元近世"观。分疏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形成的内、外部契机,反思是说引出的种种问题意识,以期洞见中国现代思想曲折展开的历程,进而重新省思中国现代性。

仰承与垂范的变奏——内藤湖南与中国学人关系谱系

内藤湖南对于中国学人和学术界,既有仰承中国固有资料、继承中国研究成果的情况,又有与中国学者互通有无、互学共进的情况。即便在内藤湖南着先鞭的章学诚研究上,也可以看到浙东学派的治学风范对内藤的感召和熏染。在中日学术之间,不是单向线性的影响,而是互相咬合、互有消长的变奏。

近代日本“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以内藤湖南的《支那论》《新支那论》为中心

甲午中日战争后,不少日本学者在中国史研究中表现出了露骨的侵华图谋,他们极力在中国史研究中寻找侵略中国的理论根据,将日本对华侵略合理化、合法化,为侵华献计献策。此类所谓的“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事实上已经堕落为侵华的史学。这些都在日本“支那史”、“东洋史”研究的主要人物,如内藤湖南、白鸟库吉、桑原骘藏、服部宇之吉、矢野仁一、有高岩、秋泽修二等人身上,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其中内藤湖南的“内藤史学”最为典型。

从内藤湖南到谷川道雄——日本中国学发展带来的启示

内藤湖南是日本京都大学中国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从文化史观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历史的分期方法,发表了蜚声史坛的"唐宋变革论"。在内藤湖南的影响下,以宫崎市定、谷川道雄为代表的几代京大学者,在继承与发展内藤史学的基础上,在中国史相关研究领域作出了各具特色的学术贡献,共同构建了京都学派的辉煌。了解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与视角,对促进中国史学的科学发展不无裨益。

武昌起义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之涉华议论评析

内藤湖南与桑原骘藏作为"东洋学"的开创者,在20世纪初期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占主流地位。中国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发表的一系列涉华言论,反映其对于有违日本国家意志的辛亥革命运动由态度冷漠到根本否定,对民国社会则完全否认其自主变革的可能性,而希望实行所谓列强"共管"。同时,对日本侵华权益也竭力维护,十分仇视中国民众对日本侵略的反抗和国民革命运动。他们的涉华言论,凸显出当时日本的"东洋学"具有浓厚的"帝国的学知"色彩,且至今在日本尚有影响,值得注意。

“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中的史实问题

中国在唐宋之际由贵族政治转向君主独裁,这是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的重要内容。细察该说,发现其诸多基本陈述与史实不符,六朝隋唐时期"名族"、"世家"虽有优越地位,但政权并非皆为贵族掌管;"弑逆废立"在不同历史时段的频发或少见不足以构成君主地位变迁的证据;唐代政治并非是君主与贵族的协议体,明代君主权力也并非毫无制约;该说关于宰相、地方官、宦官的对比也因其误判史实而不能成立。同时,该文论述逻辑并不严谨,存在概念界定不清、诸多基本判断缺乏史实依据、以结论为前提等问题。

内藤湖南对中国古代史注的误断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其《中国史学史》一书中对中国古代史注提出了许多见解,但是许多认识如史注在目录著作中的地位、刘知几的史注观、史注与史评的关系、史书自注的肇始及史书他注的终结等问题与史注发展的实际不一致,很有必要予以澄清。

从“宋代近世说”到日本的“天职”——内藤湖南中国论的政治目的分析

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在20世纪中国史研究领域影响广泛,然而该说却并非是纯粹的学术论说。分析内藤发表该说的最初文本《支那论》以及内藤其他相关论说可知,在其"宋代近世说"背后,有着经由历史分析推论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帝制必然灭亡,而共和政治又不能自行实现,进而劝谕中国人放弃国家统一、剖割领土、接受国际托管这样一种明确的思想理路。内藤"宋代近世说"表面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东洋文化中心移动至日本这样一个虚幻的假说,为日本以振兴"东洋文化"的"天职"为理由对中国采取侵略行动披上合法性外衣。而内藤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所采取的历史长时段视角,正是其政治主张具有学术色彩因而也更加具有欺骗性的原因。

内藤湖南中国观的变与不变

从甲午战争到民国前期,内藤湖南的中国观既有时代性的变化,又有主体性的固守。内藤湖南在甲午战争初期产生了"中国未必守旧"的模糊认识,但在第一次中国旅行时演变为"中国守成论",又在辛亥革命后正式形成了系统的"中国解体论",进而演变为"日本兴中论"。近代日本汉学的危机意识、中国的现实状况与日本文化的主体性选择是造成内藤湖南中国观变与不变的三大要素。

内藤湖南与赵翼史学关联考述

内藤湖南是近代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泰斗,赵翼为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看似毫不相关的两个人,却有极其密切的学术关联,主要表现为内藤的中国史研究多取径赵翼史学。《廿二史札记》所锤炼的大量典型史料和精辟论断多成为内藤《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的文化》《中国近世史》三书的史料来源和论述基础,尤以《中国近世史》最甚,以至被学人指责为'抄袭'。此外,'中国文化中心移动说''中世贵族论'两大历史理论的构建也与赵翼有关。承袭赵翼成果的同时,内藤又借鉴西方史学的优长,加强理论的阐发和总结,打破了赵翼史学的局限。厘清两人的学术关联,有利于辨明内藤湖南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加深对赵翼史学价值的理解。

唐宋时代的科举与党争——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中的史实问题

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从八个方面论述了唐宋之间的种种变化,指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但对该说的实证基础进行追问表明,其所依托的史实基础并不坚实。其关于"贵族政治"和"君主独裁"的界定是建立在对六朝隋唐时期贵族政治角色的夸大和对宋以后臣宰职能过于贬低的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指出,其关于唐代科举考试内容存在误判,忽略了唐代科举制为寒庶之士打开仕进之门的作用,不适当地强调了王安石变法后科举考试改革的作用;其关于唐宋朋党性质变化的判断,缺乏充分的史实根据,并存在对唐代牛李党争的牵强理解甚至误判,对宋以后朋党性质的解释也缺乏逻辑上的一贯性。

内藤湖南与魏斐德的汉学观研究对比

内藤湖南和魏斐德分别是日本和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与中国具有同源文化的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始终立足于中国,以中国为中心研究汉学;而美国汉学家魏斐德经历了从"西方中心观"到"中国中心观"的转变过程。本文就内藤湖南和魏斐德二者汉学观的不同,分析对比了他们的汉学背景、学术背景和时代背景等。

论述历史与超越文本：重读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

内藤湖南（1866～1934）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上、下册）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本文是一篇针对该书中的史实错误或理解偏差予以考证的文章。主要内容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七个部分。尽管在论述历史方面，内藤湖南的著作细节或可商榷，但却树立了一方思想的界碑。《中国史通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份超越文本的典范。

鲁迅所藏内藤湖南著作述略

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曾十次游历中国，与中国的社会名流、文人雅士多有往还，他与沈曾植（1851—1922）、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1877—1927）等人的交谊，已经成为学术史上的佳话；和胡适（1891—1962）就章实斋（1738—1801）研究所进行的交流也常被后来的研究者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