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中医内证体察课程教学模式的实践探讨

中医内证体察学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医学整个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影响深远,是中医理论的基石,也是中医临床的基础和升华。以中医内证体察的主要教学实践内容——对形态结构的体察、人体之气的体察、经络之气的体察以及对神意的体察为切入点,提出“知行合一”的中医内证体察课程教学模式,说明将中医内证体察融入中医教学,对提高中医教学质量有积极推动作用,不仅有利于中医学生理解晦涩难懂的中医理论,切身体察到形态结构、气的真实性以及经络的循行等,满足中医学生学习中医的实践需求,体悟中医基础理论的精髓,提高中医专业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树立中医学生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文化自信,而且对中医药学的传承和发展也有积极促进作用。

中医内证体察经脉的效果分析

目的:探讨运用中医内证方法来体察经脉气感的效果。方法:基于中医内证体察实践的调查问卷,对80例不同年龄段的受试者进行了十二正经及任督二脉的经脉之气敏感训练。结果: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被调查者的各经脉得气率为100%。在训练中十二经脉与任督二脉循行部位易出现胀、热、麻3种自我感觉,其次是痛感、凉感、痒感、气流感、跳动感、蚁行感和酸感;伴随着出现全身其他部位的热感、全身心愉悦舒适感的发生频率超过了30%。结论:通过引导受试者积极主动的精神内守,运用“内证体察经脉敏感训练法”可有效激发经脉之气。

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几个“内证”考辨——与石昌渝先生商榷

通过对石昌渝先生《〈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一文提出的几个内证———宋、明土兵制度、银元作为货币流通使用的时间以及子母炮出现的年代等问题进行文献核查和考证,可以发现石文对以上几个问题的考证均存在史实错误,因而,根据这些"内证"推导得出的"《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试论《黄帝内经》中的内证性

对《黄帝内经》中有关恬淡虚无、静神存思、反观内视等相关内容研究分析,提出"内证"的概念,并论证《黄帝内经》中存在的内证性,以期在运用目前研究方法之外,再从内证性的角度更好地研究《黄帝内经》。

“内证”显示元明全真道士是《西游记》创作主体

宋元交替之际,因千里西游讲道而受到成吉思汗青睐的全真教势力太大,元室于1231年因“处顺堂《西游记》壁画事件”抓捕全真“掌教”后,又于1255年、1258年和1281年3次听信佛僧控告,实施佛道“御前辩论”,置全真教于败境,大批焚毁道经,严重打击了全真力量。元灭南宋后,大批北方全真道士南下,把济世救民色彩较浓的教义转向“金丹大道”构建,形成了江南全真教“性命双修内丹学”。今本《西游记》小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主要由全真道士把全真教义教史“嫁接”于较成熟的唐僧取经故事框架之上,在300多年的时间内,逐步形成完善的。除了有人已经指出的《西游记》回目术语及一批诗词引自全真教义和全真人士作品外,今本《西游记》中的车迟国、灭法国和乌鸡国故事,以及第78回的御前辩论故事,也曲折地反思着元代佛道恶斗,说明其创作主体只能是元明全真道士。今本《西游记》文本中的其他一批“内证”,也指向同一结论。

因为“睫在眼前长不见”——王十朋为《百家注东坡诗》编者之内证

《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有五十条王十朋的注释,它们能够解决王十朋是否为《百家注》编者这一学术公案。其中的十一条注释,是王十朋对不同的两首诗中内容相同、可以互见互注的注文,进行指认,或明确定位,如"见某卷某诗某句";或给出具有定位性质的指示,如"见前(上)诗注";或直接给出另一首诗的诗题,如"见某诗",充分说明了他对《百家注》整体结构的把握。另有一条注释是王十朋以编者的身份决定对赵次公注的去取。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王十朋确是《百家注》的编者。

原因分析还应注意教材隐藏的“内证”——以分析“唐代茶业迅速发展原因”为例

与初中教科书相比，高中教科书简化了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历史现象的描述，加强了背景、条件、原因、形势以及影响、作用、意义等具有一定思维含量内容的分析，加上历年高考历史试卷中，原因类试题往往占有一定的比重，所以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老师们一般都比较重视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原因分析，这无疑是正确的。

岳飞创发形意拳的内证——以黄梅岳家拳与形意拳的比对为例证

一、岳飞创形意质疑的应对形意拳界对岳飞创拳存在质疑原本是一段民国以来的学术公案，说是学术公案，其实也只不过源于一个学者的一声质疑。在此之前数百年，形意拳（包括以心意拳、心意六合拳等命名的拳派）的创始人为岳飞却是一个定论，根据时间年代越近就越接近真相的法则，今人的质疑除非拥有非常有力的颠覆性证据，否则这种质疑力量终究很微弱，因为质疑能否成立根本上取决于论据的有效性和论证逻辑的严密性，而不取决于质疑者在学界的地位。

《离骚》创作时间之内证

关于《离骚》的创作时间,历代治骚者多认为其“作于被怀王放逐之后”。如结合屈原生平思想及作品本身对这一问题作一全面考察,则不难发现《离骚》各重要章节所涉及的均是诗人在郢都的活动,作品最后所说的离开郢都也绝非放逐,而是诗人为抗争所采取的自主行动。《离骚》当作于作者遭谗见疏之际,而非放逐之后,其时宜在怀王十六——十八年。

中医内证体察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研究

中医内证体察是中医气学说的实证技术与手段,即通过气功锻炼的方法来实证中医学的理论内容以及进行中医养生康复和疾病的治疗。本文论述了中医内证体察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它既传承了中医药乃至中华传统文化"内求体悟"原创的生命实践方法,又适应时代需求,进行了科学化、系统化的总结创新。同时,中医内证体察对中医药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中医内证体察为中医药学赋予了实证属性、是养生康复的重要手段和拓展了中医药学的发展空间。故中医内证体察是新时代实现中医药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金瓶梅》作者非“大名士”说——从几个方面“内证”看《金瓶梅》作者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近来论者蜂起,各种说法不下十数种之多。按照台湾魏子云先生的归纳,其中嚣然于世的就有五种之多:一为王世贞说,二为贾三近说,三为屠隆说,四为李开先说,五为汤显祖说。魏子云先生是支持屠隆一说的,但上述五种说法除去末一种汤显祖说之外,其他四种只怕暂时只能并存。

文学理论中内证与外证的再反思

“内征”(internal evident)与“外征”(external evident)是由温姆斯特(W.K.Wimsatt)及比尔斯利(M.C.Beardsley)在1945年合著的《意图谬误》(The intentionFallacy) 一文中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作者的意图并不能决定作品的意义,于是区别了能确定文学作品意义的一些证据:

吴承恩作《西游记》的内证

30年心，俞平伯先生提出《西游记》非吴承恩所作，以后，日本一些学者和我国台湾的一些研究者也一直持否吴说。章培恒同志于1983年发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思所作》一文，重倡吴说，国内学术界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西游记》著作权的争论。

“非大名士”参与《金瓶梅》创作之内证

作者认为,《金瓶梅》是“大名士”与“非大名士”的联合创作。本文通过对《金瓶梅》中的“夫子自道”诗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金瓶梅》借抄《水浒传》文字中出现的种种错漏现象,人物塑造、情节描写中的抄袭痕迹,《金瓶梅》全书中表现出来的文化修养等若干方面的考察,为“非大名士”亦即中下层文人参与了《金瓶梅》创作问题,提供了内证。

《庄子》中庄子国属的内证

庄子的国属有宋人说、梁人说、楚人说、齐人说、鲁人说等五种不同的说法。以往学者们多以史迁所说的“庄子也 ,蒙人也”推定庄子的国属 ,但不能形成一致的结论。本文认为 ,认定庄子国属必须注重《庄子》书中的内证。从《庄子》书中材料只能得出庄子为宋国人的结论。

《肉蒲团》为李渔所作内证

《肉蒲团》一名《觉后禅》,坊本改题名目曰《耶蒲缘》、《野叟奇语》、《钟情缘》、《循环报》、《巧姻缘》等等。作者隐去真实姓名,署“情痴反正道人编次,情死还魂社友批评”,别题“情隐先生编次”。清康熙间刘廷玑的《在园杂志》卷一记云:“李笠翁渔,一代词客也。著述甚伙:有《传奇十种》、《闲情偶寄》、《无声戏》、《肉蒲团》各书,造意创词皆极尖新。”孙楷第先生认为刘氏“所言当属可靠,虽只此一证,可为定谳也”。但这毕竟是孤证。《纳川丛话》云:“俗传《耶蒲缘》亦出笠翁手笔,余读之,良然。”鲁迅先生在谈及“明之人情小说”时也说:“惟《肉蒲团》意想颇似李渔,较为出类而已。”①两者均不无道理,但仍然是揣测之词。

试论《医宗金鉴》损伤内证的辨治特色

《医宗金鉴》刊行于清乾隆7年(公元1742年),是清政府命吴谦等人编纂的一部医学丛书。其中《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以下简称《要旨》)是伤科专论,“内洽杂证法”一篇,详细论述了损伤内证的辨治,全篇贯穿了气血辨证和脏腑辨证思想,并在总结前人治伤经验基础上,特别强调了“恶血归于肝”和“损伤内证,专从血论”的论点,是《要旨》辨治伤科内伤的特色,对伤科临床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今就此两点作粗浅论述,以就教于同道。

《史记》文献内证的虚实变化——以项梁的行军路线为讨论中心

《史记》《汉书》“西破秦军濮阳东”施事者,历来相关歧说可以归为三类:一是只有项羽、刘邦,没有项梁;二是只有项梁,没有其他二人;三是项梁、项羽、刘邦三人同至。史文已确切记载参与者实有项羽、刘邦,因此问题思考的关键在于判断“项梁是否亲至濮阳东”。《史记》虽有“齐军归,楚独追北”“项梁……遂追秦军”“项梁因追之”“项梁既追章邯”等文,但这些内证皆难以说明“西破秦军濮阳东”者兼有项梁,此三处“项梁”的文献意义仅是以施令者身份作为楚军的整体指称。明乎“西破秦军濮阳东”施事者无项梁,则可推断东阿战役之后,项梁的行军路线仅是从东阿来到定陶,他并没有与项羽、刘邦一道,为追秦军而同至濮阳东。

何谓“内证实验”?——关于周东浩医师《与刘力红博士商榷》之商榷

近读周东浩医师“《黄帝内经》来源于‘内证实验’吗？——与刘力红博士商榷”（见中国中医药报2005—12—14）一文，颇有所感。该文一方面肯定刘力红博士“《思考中医》的内容和深度都达到了很高的层次，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独立求真的精神和严格的治学作风”，“对刘博士‘认识阴阳，探求至理’的勤勉和睿智感到十分钦佩”，可是同时又提出：“对文中所说的中医经典理论的构建基于‘内证实验’的说法却不敢苟同”。这不仅是中医学术之争，恐怕也有一些社会观念影响问题。为此，不揣浅陋，谈几点个人意见，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