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比较视野下晚清“内轻外重”之成局

自中国帝制王朝开启直至清前期的长时间里,皇权专制与中央集权相辅相成所呈现的权力格局,是以"内重外轻"为典型样态。及至晚清时势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在外患"内忧"交相作用之下,朝廷陷入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其权威大大削弱;而以镇压太平天国为契机,湘、淮集团势力崛起,特别是形成军政结合的实力派督抚群体,其权势上较以前疆吏显著增强,遂相对出现"内轻外重"之局,这由多个方面反映出来。在宏观层面的比较视野之下,或亦可有助于对这一事局的概要见知和如实认识。

“内轻外重”抑或“内外皆轻”？--评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兼论晚清政治史研究

清末发生了诸多社会反常现象。这些现象只有通过政治史研究才能做出更合理的诠释,而单从政治角度说明格局的变化,不对它做文化等侧翼的延伸性思考,会使研究平面化、单线条。如果不把"外轻"与"离心离德"联系起来掂量,就会把积聚几十年、几乎"痛入骨髓"的矛盾看轻。清末的"外重"不一定以"权重"的形式出现,而是以"离心离德"的形式呈现,就像督抚身边存在巨大的"黑洞"或者"暗物质"。近三十年来,晚清政治史虽然在三条线索六个方面形成特色,但仍有广大的研究空间。

宏观比较视野下晚清“内轻外重”之成局

在晚清,由于湘、淮集团崛起而致形成“内轻外重”的局面,此乃帝制之下权力格局的重大变端,也是前辈史家早有过的“传统”论断。笔者认为,在宏观比较视野之下,或可亦有助于对晚清“内轻外重”事局的概要见知和如实认识。

唐代京官请求外任原因探考

唐代官场重内轻外,官员普遍乐于在京师长安任职,但仍有小部分京官主动请求外任州县,特别是唐后期。其中,出于经济原因、政治原因请求外任者超过半数,还有为谋求地方实权和更好的仕途发展,以及因自身性格、健康问题及孝亲观念等个人因素请求外任者。唐代京官请求外任的成功率很高。在自请外任的京官中,大部分为中老年者,以文官为主,且中、高层官员的比例很高。

唐代官员不愿外任刺史原因新探

唐代官员不愿外任刺史,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学术界通常的观点认为,唐代官场存在着较为浓厚的重京官轻外职的风气,是造成官员不愿担任刺史等地方官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并无不妥,但不全面。笔者认为,官员是否愿意外任刺史,与将要赴任之地的自然及人文环境之优劣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庄子“无内无外”的精神养生论

人们对庄子的研究,大都偏重于玄道本体论、精神自由论、相对论及社会伦理观等方面,从总的来看,并没有突出养生论在庄子学说中的地位。庄子是最早研究养生的哲学家,认为最重要的知识是养生的知识,而养生的重点又在于精神养生。从人的内在心灵和外在世界的关系上,可以分出有外无内、有内重外、定乎内外、重内轻外、无内无外五种人,这五种人代表着精神养生的五个层次。庄子"无内无外"的精神养生论,是对老子《道德经》养生思想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霸府频繁出现的原因探讨

霸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而特殊的机构和政治现象,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和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霸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出现,导致霸府频繁出现的原因有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的削弱;幕府机构和公府机构的高度膨胀;魏晋南北朝时期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

孟子“守约”及其在宋明理学诠释中的分歧与流变

"守约"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概念,"守约"就是"守心"。和孔子的"心性"之学相比,"守约"过分地强调了"仁",而忽视了"礼",有"重内轻外"的特点。孟子认为,只要能"守约"、"发明本心",就有了成圣成贤的可能性,"守约"开启了"心学"传统。在宋明理学中,朱、陆在解释"守约"时产生了分歧,反映了理学与心学在经典诠释上的差异,陆象山还把"守约"发展成"易简之学"。阳明心学也继承了"守约",但其"致良知"学说,更加丰富完善了这一理论。

从“守约”看孔孟心性论的不同及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守约"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概念,"守约"就是"守心"。和孔子的"心性"之学相比,"守约"过分强调了"仁",而忽视了"礼",有"重内轻外"的特点。孟子认为,只要能"守约"、"发明本心",就有了成圣成贤的可能性,"守约"开启了"心学"的传统。在宋明理学中,朱、陆在解释"守约"时产生了分歧,反映了理学与心学在经典诠释上的差异,陆象山还把"守约"发展成"易简之学"。王阳明心学也继承了"守约",但其"致良知"学说,更加丰富完善了这一理论。

孟子“守约”及其在宋明理学诠释中的分歧与流变

"守约"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概念,"守约"就是"守心"。和孔子的"心性"之学相比,"守约"过分地强调了"仁",而忽视了"礼",有"重内轻外"的特点。孟子认为,只要能"守约"、"发明本心",就有了成圣成贤的可能性,"守约"开启了"心学"传统。在宋明理学中,朱、陆在解释"守约"时产生了分歧,反映了理学与心学在经典诠释上的差异,陆象山还把"守约"发展成"易简之学"。阳明心学也继承了"守约",但其"致良知"学说,更加丰富完善了这一理论。

试论唐代俸禄制度的变迁及其困境

唐初以来,官员的俸禄是重内(京官)轻外(地方官),且高官与低级官员俸禄水平悬殊。安史之乱后,俸禄则由重内转向重外,努力缩小高官和低级官员的俸禄差距;特别是大历以降,还试图以"高薪养廉"。无奈贪腐是封建社会的痼疾,纵有厚禄、教化、法律三管齐下,也无力回天。

权力的扩张及其分配: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再思考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并有“内轻外重”“内外皆轻”等概念的提出。权力并非静止或者此消彼长的概念,而是极富弹性。晚清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均创设诸多新机构,形成新的权力格局。在权力分配方面,以财权的争夺最明显,双方利益此消彼长一目了然,最终达到动态均衡。这一时期,中央和地方虽然都或多或少失去部分权力,但又在很大程度上极力拓展各自的权力空间。由于地方权力的扩张速度快于中央,导致中央逐步失去对地方的绝对控制。这种权力格局一旦形成,需要很长时间或者外部条件的重大改变,才能走向另一种平衡。

太平天国与咸同政局

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被迫调整了满汉关系和自身权力结构，地方行以汉制汉、放权督抚之策，中央则恢复相权，使宰相成为新政策的制订者与实施者。结果造成皇权流失和国家权力重心的下移。对太平天国的战争基本结束后，那拉氏虽夺回相权，使中央政权归复旧制，但却无法收回失落于地方的军政大权，督抚专政终成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