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迁工业与陕西

陕西现代工业的发展与两次工业的内迁关系密切，这两次工业内迁对陕西现代工业的结构、布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对比了两次工业内迁的情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兵器工业内迁初论

在抗日战争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工业经济曾发生过一次空前规模的大移动。这次被迫进行的由沿海地区向中国西部地区的“工业内迁”,是近年来经济史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史料匮乏),迄今为止的著论在论及这一近代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时,对工业内迁最重要的内容——中国兵器工业的大迁徙涉及很少,以此作专题论撰者似所未闻。我们在参与编纂《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资料选编》一书的过程中接触过一些史料,试作此文,以就教于史家。

抗战时期工业内迁对陕西经济的影响

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保存实力,并建设后方新工业基地,沿海民族工业大举内迁。其中有部分厂矿迁入陕西,对陕西经济在抗战时期的发展起到深刻影响,也为陕西当今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借鉴。

论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工业的内迁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沿海地区和一些抗战前沿省份的部分厂矿进行了大规模内迁,人们称之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克尔刻”.湖北工业内迁是这次工业内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过去史学界却关注甚少.本文试图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对战时湖北工业内迁的情况,作一初步论述.抗战时期湖北工业的内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湖北原有工业的内迁,另一部分是抗战爆发时从上海等沿海地区迁到武汉的工业再次内迁,本文所论,仅限于前者.

抗战初期工业内迁运动述评

抗战初期的工业内迁运动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发起,得到上海及各地一批实业界爱国人士的积极响应,并有广大职工群众踊跃参加的一场工业抗战爱国运动。这场运动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重要地位,它对于保存国力,促进持久抗战有重要意义,应该给予如实评价和肯定。

抗战时期内迁民族工业的历史作用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从华北、华东、华南全面向中国发动进攻,国民党政府被迫偏安于以重庆为中心的大西南。此时,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民族工业在战火中被迫大规模西迁。

抗战时期内地民族工业“短暂发展”探析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近代民族工业自出现起便打上了不平衡的烙印。截止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内地各省的工业都还是微不足到的。西康、青海、宁夏三省还没有近代工厂、川、湘、桂、陕、甘、滇、黔七省的近代工业也只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02％,占全国资本总数的4.21％,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0.79％。当时除东北之外,全国约有90％以上的工业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内地这星星点点的微弱工业不仅在全国工业中无足轻重,就是对地方经济也极少影响。可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的短短几年中,内地民族工业却有了明显的发展,新设立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迅速增多。从《经济导报》,第二卷,

四川省经济发展与城市分布

一、城市发展的主要特点四川城市发展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1.城市历史悠久,但发展很缓慢四川许多城(镇)都有上千年,甚至二、三千年的历史。山城重庆,从古代巴国建都起,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远在汉代,重庆的手工业与商业已相当发达。唐宋以后,重庆已发展为长江上游的物资集散中心。1876年后,重庆成为英、日商埠,便成为长江上游对外贸易中心。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内迁工业的大部分也集中于此,人口由50万增至百万以上。盆西平原上的成都。

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业内迁与西部开发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很不平衡,区域差别较大。现代工业大多集中于上海、天津、广州和江浙等沿海沿江地区;而战时大后方所在的中国西部地区,历史上是近代中国交通最困难、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区(包括西南、两北)幅员辽阔,近代工业虽有萌芽。

“劳动”的辩证法:路翎战时写作中的矿区经验与工业视域

与1930年代以书写城市工人革命为主的左翼文学不同,路翎1940年代的小说创作以战时西南地方的矿区经验为中心,打开了一个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工人与农民之间、具有流动性和复杂性的文学视域,深刻地展现了战时工业内迁与重组过程中的社会变动、现实问题与微观经验。在这一过程中,路翎创造了一种具有辩证性的劳动想象,通过发掘劳动者/革命者内部的现代主体,构建“劳动世界”的乌托邦想象,在左翼文学常见的革命叙事之外,提供了一种关于阶级、革命、历史以及“人”的不同理解。在战时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动中,这一新的文学视域的发生也内在于新文学自身在经验、视野上的拓展与重造。

浅析抗日战争时期贵阳城市化进程

抗日战争时期是贵阳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贵阳城市化进程发展较快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工业内迁、商业与交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教育的内迁与发展都对贵阳城市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探讨这一时期贵阳的城市变化，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贵阳的过去，以及今后贵阳的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非典型”的革命主体——战时工业视域下的路翎小说

在抗战时期大规模的工业内迁以及西南内地战时工业建设的语境中,观察与书写西南矿区工人的生活与命运,成为了路翎四十年代重要的小说创作领域。与三十年代书写城市工人革命的左翼文学模式相比,路翎四十年代小说中有所争议的劳动者形象不仅包孕着一种非典型的革命主体诞生的可能,揭示出"工人阶级"这一政治主体想象内在的复杂性与现实性,更显示出四十年代的战争经验尤其是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对于工农群体的内部构成、经验方式及主体意识的重构。

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湖南湘江电厂办理迁移及结束情形的相关文书

1938年9月武汉会战进入后期,国民政府军事机构准备迁往湖南继续指挥抗日。为保障用电,蒋介石急令资源委员会,速在湘南设立电厂。湖南湘江电厂接到任务后,立即着手进行,数日之内即告通电。随后,因战事变化,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湘江电厂亦即办理结束,所有资产或暂存偏僻安全之处,或辗转迁移至重庆以备重建,或租与其他电厂以应急需,或赠送当地教育机构以作校舍。此组史料选自资源委员会全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时工业企业受战争影响举步维艰的生存状态,及其为抗战胜利竭尽全力的民族精神。

中国重庆抗战陪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重庆抗战陪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牟敏昌由重庆市１０家单位联合发起、重庆大学主办的中国重庆抗战陪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２０—２２日在重庆大学举行。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大陆和台湾及美国、日本的史学专家、学者６０余人。会上交流论文５０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