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审计会影响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吗——基于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经济体检论,以2014—2016年沪深A股上市的中央企业集团(包括其子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外部监督主体的视角出发,研究了政府审计对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政府审计实施当年,政府审计介入的企业在审计实施后一年倾向于制定更宽松的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会削弱政府审计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影响,在其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文章丰富和拓展了政府审计的经济后果和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政府审计发挥经济体检功能、企业进一步优化内部控制体系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公立医院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基于Z医院案例的探讨

内部控制评价是对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进行的自我评价,是公立医院内控建设的重要环节。而内部控制缺陷作为检测内部控制评价有效性的负向测量维度,是内部控制评价过程中主动筛查出的内部控制缺陷。本文首先对公立医院内部控制评价的现状进行分析,再以Z医院为例结合实务分析公立医院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过程,提出现阶段公立医院内部控制缺陷认定的难点,旨在帮助公立医院从业务角度防范财务风险和业务活动风险。

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理论框架和例证分析

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就是缺陷等级分级,其本质是对缺陷风险暴露造成的内部控制目标偏离程度的等级划分,如何分级的依据就是缺陷认定标准。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有定性标准和定量标准,前者主要考虑缺陷的性质所形成的风险暴露,一般难以量化,后者主要考虑缺陷影响内部控制目标的可能性和后果所形成的风险暴露,可以量化,二者都根据风险暴露影响目标的程度来认定缺陷等级。由于不同因素对不同内部控制目标的影响程度不同,不同内部控制目标具有不同的可容忍偏离,所以,缺陷认定标准是一个体系,主要包括:行为目标相关缺陷认定标准,资产目标相关缺陷认定标准,信息目标相关缺陷认定标准,经营目标相关缺陷认定标准,战略目标相关缺陷认定标准。

高管年龄和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选择

内部控制要"上质量、出效率、显绩效",企业要构建自省自新机制,缺陷认定是该机制的重要组成。然而,现行制度尚未统一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该标准由高管选定,并反映了高管的经营理念、管理哲学和价值观念等心理特质,而心理特质可借助年龄等背景加以观测。本文以2010~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指数,实证研究高管年龄背景对标准选择的影响,进而分析上述影响在不同特征企业中的表现。研究发现:相对年轻高管,年长高管倾向宽松的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该趋势在国有控股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内部控制建设的关键在于执行,执行的关键在于人,要有针对性地制定集体议事规程,适当削减"关键少数"个体在决策中的权重,探索高管(特别是年长高管)的强制休假、培训制度,加强年轻管理才俊的选拔培训,优化高管团队结构。

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和披露——基于我国汽车制造行业的研究

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和披露是企业管理活动的重要内容,事关企业发展和投资者回报预期。本文以我国77家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201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为样本,分析了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和披露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标准较为模糊、相关会计师事务所未能尽职尽责等问题及产生原因,并从国际比较视角提出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教育引导,加强监管、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发挥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作用、强化上市公司责任主体意识的对策建议。

审计委员会特征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5—201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制造行业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旨在研究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与专业性两个特征,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设定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专业性均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设定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上市公司的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越多、专业程度越高,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设定越严格。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而言,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制定得越严格,虽然短期内业绩提升不明显,但长期来看公司业绩会显著提高。最后,本文针对实证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面临的困境及应对措施

在内部控制评价中,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但同时又是容易被疏忽的一环。尽管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原则性地规定了缺陷的初步认定和最终认定,但在企业实际操作中,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文章在对目前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中面临的困境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提出应对的措施和途径,以完善相关制度,保护企业利益。

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及其制定和披露研究

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对于规范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其披露均具有关键性作用。本文从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本质着手,研究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内涵、归属权以及披露等问题,以期为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相关规范的制定提供思路。

内部控制缺陷识别和认定:概念和逻辑框架

内部控制缺陷是超过可容忍的风险暴露,它与内部控制局限性、内部控制例外事项、内部控制偏差这些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内部控制缺陷识别是寻找和确认内部控制缺陷,首先是寻找内部控制偏差,然后从偏差中识别出需要进行风险暴露评估的内部控制缺陷,在此基础上区分不同的内部控制目标,通过定量或定性方法评估内部控制缺陷的风险暴露,将风险暴露评估结果与风险承受度相比较,确认内部控制缺陷。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是将确认的内部控制缺陷分为不同的等级,需要将确认的内部控制缺陷分为两类,一类通过定性标准将其划分为不同等级,一类通过定量标准将其划分为不同等级。

产品市场竞争、内部治理与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本文构建了包括产品市场竞争和内部治理在内的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影响因素理论框架,研究发现:大股东治理和管理层激励会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产生显著影响;产品市场竞争与管理层股权激励在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影响上具有显著协同作用。进一步考虑到股权性质,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影响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表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除了有赖于内部微观治理水平的提高,还可通过改善外部竞争环境得以优化,该结论为内部控制评价和监管提供了实证证据和政策指引。

权力距离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影响

本文建构了权力距离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影响的理论框架,以201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作为区域文化的重要维度,一个地区权力距离越高,该地区的企业越偏向于制定宽松的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进一步考虑到企业的不同特征,发现该趋势在国有控股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显著。该结论丰富了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认知,对企业完善内部控制及相关部门的内部控制监管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内部控制缺陷整改后企业高管腐败程度降低了吗?——基于高管隐性和显性腐败双重视角的实证分析

以内部控制缺陷的动态整改为切入点,以2007-2017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内部控制缺陷发生整改和整改及时性对高管隐性和显性腐败的影响,并区分缺陷认定标准严格程度与缺陷异质性做了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相比未整改公司,整改公司的高管隐性腐败程度更低,但显性腐败程度短期内没有明显变化;整改所耗时间越长,隐性腐败程度增长越快,显性腐败的发生概率越高;仅在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较为宽松以及存在公司层面内控缺陷的样本中,内控缺陷整改前后,高管腐败程度才有明显变化。

管理层权力、产品市场竞争与内控缺陷认定标准披露质量

本文以2013～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多元回归模型研究管理层权力、产品市场竞争与内控缺陷认定标准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其他情况一定的条件下,管理层权力越大,内控缺陷认定标准的披露质量越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高,越能提高内控缺陷认定标准的披露质量;产品市场竞争在管理层权力与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披露质量之间存在负向调节效应,即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高,越能抑制管理层权力对内控缺陷认定标准披露质量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披露高质量的内控缺陷认定标准能够显著提升公司产品市场竞争优势。本文的研究表明,适当制约管理层权力、加强产品市场竞争外部治理环境建设,对于提高内控缺陷认定标准披露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体系研究

科学有效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是企业内部控制持续改进和不断完善的基本保障。企业内部控制评价,可以按照内部控制五要素的划分,确定评价内容,根据法律法规、外部监管要求、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以及领导层管理意见,明确内部控制标准和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从设计有效性和执行有效性两个方面,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对内部控制缺陷进行认定,并提出进一步的改进建议,形成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内部控制评估:文献综述和未来研究方向

内部控制评估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务问题。针对内部控制评估的研究文献大致分为四个主题:内部控制判断的一致性;内部控制评估绩效影响因素;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影响因素;内部控制评估技术。文章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提出内部控制评估的未来研究方向。内部控制评估研究在方法和内容方面都需要扩展,从研究方法来看,在继续采用实验法的同时,需要大力发展问卷调查、档案研究和案例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需要扩展权变因素的范围。

银行内部控制评价方法研究

本文以某银行的内部控制评价为研究背景,对覆盖全行总/分/支三级机构内部控制的工作流程和管理体系进行评价;结合国内外具体实践基础上,通过深入分析,对其内部控制的具体评价分为10个阶段完成;对各个阶级进行深入剖析基础上,对其中确定内部控制评价阶段确定为4个子步骤;通过实践表明,该方法成功高效地完成了内部控制评价工作,为各银行同业提供了参照方法和工作思路。

非重大缺陷披露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信息含量

本文以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不同重要性内部控制缺陷所产生的信息含量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披露了重大缺陷的情况下,既披露重大缺陷又披露非重大缺陷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与仅披露重大缺陷的报告不存在显著信息含量差异。但在没有重大缺陷披露的情况下,仅披露了非重大缺陷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比没有披露内控缺陷的评价报告更具信息含量,且重大缺陷认定标准越宽松,披露非重大缺陷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信息含量影响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分析师关注度高和投资者关注度高的情况下,上述关系更显著。研究结论表明,披露内部控制非重大缺陷是有信息含量的,也是必要的。

董事会可以随意确定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吗?——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1-2014年沪深A股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的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董事会"裁量"角度分析企业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制订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董事会的监督职能越强,企业制订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越严格:董事会的咨询职能在后续采用定量标准的样本中作用明显:董事会监督职能和咨询职能的改进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的修订产生显著影响。本文梳理了由企业自行确定并满足监管规则要求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选择行为背后的逻辑机理,为内部控制评价的监管提供实证证据。

纪委参与治理与内控缺陷认定标准“雷同”——基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文本分析

纪委参与董事会治理已成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征之一。利用手工整理的2013—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纪委参与董事会治理数据和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文本,考察了纪委参与董事会治理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雷同"现象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纪委参与董事会治理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雷同"现象具有"抑制效应";相比于国有企业,纪委参与董事会治理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雷同"现象的"抑制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强;机制检验发现,纪委参与董事会治理是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来抑制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雷同"现象。

控制中的控制:内控缺陷认定标准为何重要?

本文构建了一种基本的量化指标,对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内控缺陷认定标准质量水平进行了量化,并据此考察了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在企业内部控制建设过程中的作用效果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控缺陷认定标准有助于促进内部控制建设整体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分析发现,内控缺陷认定标准与其他内外部监督机制具有协同效应。在审计委员会作用更强、外部审计质量较高及市场化程度更高情况下,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对内控质量促进作用也更明显。上述研究发现表明,监管层面应加强企业内控缺陷认定标准的质量监管,以推动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总体提升以及内部控制建设工作的有效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