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认知偏差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选择——基于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上市公司的两阶段分析

以2012—2015年沪深两市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重大缺陷存在的前提下,采用局部可观察双变量Probit模型,从已存在缺陷的识别和披露两个方面,考察管理层过度自信和短视等认知偏差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过度自信程度越高,公司越可能降低对缺陷严重程度的认定,从而导致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中的行为选择问题;管理层短视程度越高,公司越可能隐瞒所识别的重大缺陷,从而导致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中的行为选择问题。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选择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即从隐瞒重大缺陷逐渐转变为降低重大缺陷的严重程度进行披露。在该情形下,管理层过度自信和短视等认知偏差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选择的影响仍然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有效治理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选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独立董事主动辞职、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及非标审计意见——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独立董事主动辞职行为往往表明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而内控有重大缺陷的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会增加。因此,考察独立董事主动辞职行为的信号传递作用对加强市场监管有重要意义。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13年独立董事辞职的数据表明:独立董事主动辞职与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显著正相关,独立董事主动辞职的公司当年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会显著提高,这说明独立董事的主动辞职行为确实传递了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信号;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信号的强弱会因辞职独立董事的年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年轻独立董事主动辞职行为传递了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更为强烈的信号,公司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会更高。

关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研究综述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决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判断,其是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与鉴证报告中最核心的信息。围绕着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国内外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本文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分类与认定、披露的影响因素以及披露的经济后果三个层面对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探讨了后续的研究方向以及应该关注的问题。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标准研究——基于2014年AH股双重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选取在A股和H股双重上市公司披露的2014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法,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标准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大多数公司对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标准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上市公司对于非财务报告内控定量标准的重视程度不及对财务报告中内控缺陷定量标准的重视程度,不同公司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标准存在很大差异,部分上市公司标准选择上缺乏科学性。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盈余质量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

文章以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作为内部控制质量的度量指标,以盈余噪音作为盈余质量的度量指标,以2012年A股制造业公司为对象,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检验制造业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盈余质量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研究结论为相关部门坚持并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以2012~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信息不对称与双重代理问题视角,考察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会显著降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主要表现为加剧劳动投资不足。机制检验表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主要通过加剧信息不对称及第二类代理问题而非第一类代理问题来降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降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作用在股权制衡度较弱、交易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分析师关注度较低以及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更显著。

管理层特征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整改关系的实证检验

选择有代表性的管理层特征,实证研究管理层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整改具有现实意义。研究表明:管理层被媒体报道的违规行为数量、兼职数量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整改效果显著正相关;年度内管理层会议次数、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整改效果呈负相关关系;管理层平均薪酬水平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整改效果没有影响。可见,管理层要重视会议实质效果,提高自身综合性和专业性知识水平;企业要建立有效的股权制衡机制和多元化的薪酬激励制度,充分接受企业内外各方的监督。

控制权转移、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企业绩效--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0—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发展的动态角度探讨在不同的企业生命周期环境下,控制权转移能否抑制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并进而提升企业绩效。研究发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导致企业绩效的降低,而控制权转移具有抑制作用,但是其抑制程度会因为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产生差异。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转移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尽管具有抑制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对于企业绩效的负面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受到企业生命周期的重要影响。企业要密切联系企业的经营状况,根据各个生命周期的不同特征,科学合理地选择控制权转移,有的放矢地发挥外部治理机制的作用。

公司治理影响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修复研究

文章选取2011-2017年沪深A股上市且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公司治理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及高管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修复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董事会规模、独立性和两职合一的影响作用分别为不显著、显著正相关、显著负相关;审计委员会设置、规模和专业性的影响作用分别为显著正相关、不显著、不显著;高管变更和激励的影响作用均为显著正相关。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内部控制审计与债务融资成本——来自A股财务重述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0—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的财务重述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内部控制审计与债务融资成本的关系。研究发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债务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即财务重述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会导致其债务资本成本显著增加。进一步检验发现,内部控制审计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上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即财务重述公司发布内部控制审计(鉴证)报告有利于减弱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债务资本成本的正向影响。本研究结论为化解有关内控制度的"效益与成本"之争提供证据支持。

基于机器学习的企业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预测

企业在全面建设和实施内部控制机制的过程中普遍存在“报喜不报忧”现象,信息披露与真实运营情况严重脱节,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基于机器学习的重大缺陷预测模型能挖掘特征信息,对可能存在的重大缺陷进行识别和预警,以防止潜在的经营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并在发生损失后才引起重视。通过构建包括内部治理机制、外部环境风险、财务状况、监管与信息沟通四个维度的预测指标体系,利用2012~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经过研究后发现:以XGBoost为代表的集成模型在预测性能上强于个体学习器,在不平衡、高维度、相关关系不明确的数据集上的预测效果较为稳健,营业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产品市场竞争等指标对预测结果的贡献程度较大。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高级管理人员是内部控制制度的直接推行者和负责人,如果其出于自身利益主动完善内部控制体系,无疑对内部控制制度在企业的推行将会十分有益。本文从薪酬激励的角度,实证分析了高级管理人员推动完善内部控制体系的"动机"。结论显示: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存在负显著相关关系。同时还发现,国有企业中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的关系没有非国有企业显著。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市场化进程与权益融资成本——来自A股财务重述公司的经验证据

论文以2010—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的财务重述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从权益融资成本角度考察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是否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有用的信息。研究发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显著正相关,即财务重述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会导致其权益资本成本显著增加。进一步检验发现市场化进程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上存在负向调节作用。本研究结论为化解有关内控制度的"效益与成本"之争提供证据支持。

投资倾向、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投资者的投资判断——基于个体投资者的实验研究

本文采用实验研究方法检验了投资倾向、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类型对投资者投资判断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公司存在账户层面重大缺陷情况相比,投资者对存在公司层面重大缺陷情况的市盈率估计和投资吸引力评价更低。投资倾向与内控重大缺陷类型共同地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判断,当投资者有较高投资倾向时,投资者对存在公司层面重大缺陷情况的市盈率估计和投资吸引力评价显著低于存在账户层面重大缺陷的情况;但在较低投资倾向时,两类重大缺陷情况下投资者做出的投资判断没有显著差异。同时还进一步发现了管理层可信度、市盈率的中介效应。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分析师业绩预测——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研究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分析师跟踪及分析师预测准确性的相关性。以2014年度有分析师进行业绩预测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披露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发生财务重述、被监管机构针对财务报告处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定义为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样本,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控制内生性,本文的回归结果表明,分析师倾向于跟踪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时,分析师的预测错误更大,预测偏差更大,但预测偏差更大并非是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造成的,而是诸如规模、财务杠杆等公司特征造成的。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及整改对CFO薪酬的影响

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于2010年开始实施。选取2011～2012年我国沪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多元回归模型，从实证分析角度考察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及整改对首席财务官（CFO）薪酬的影响。研究表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公司CFO薪酬变化呈负相关，其中，相对于管理监督力度不强的公司，监管强度高的公司制定CFO薪酬更为严格，两者的相关关系更显著；同时，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在后续得到整改后，CFO薪酬有所改善，且在监管强度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即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整改与CFO薪酬呈正相关。因此，上市公司在制定CFO薪酬时，不仅应考虑财务方面的因素，更要重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这一非财务因素，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公司管理监督，以促进合理薪酬的制定。

非重大缺陷披露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信息含量

本文以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不同重要性内部控制缺陷所产生的信息含量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披露了重大缺陷的情况下,既披露重大缺陷又披露非重大缺陷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与仅披露重大缺陷的报告不存在显著信息含量差异。但在没有重大缺陷披露的情况下,仅披露了非重大缺陷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比没有披露内控缺陷的评价报告更具信息含量,且重大缺陷认定标准越宽松,披露非重大缺陷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信息含量影响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分析师关注度高和投资者关注度高的情况下,上述关系更显著。研究结论表明,披露内部控制非重大缺陷是有信息含量的,也是必要的。

董事会可以随意确定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吗?——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1-2014年沪深A股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的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董事会"裁量"角度分析企业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制订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董事会的监督职能越强,企业制订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越严格:董事会的咨询职能在后续采用定量标准的样本中作用明显:董事会监督职能和咨询职能的改进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的修订产生显著影响。本文梳理了由企业自行确定并满足监管规则要求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选择行为背后的逻辑机理,为内部控制评价的监管提供实证证据。

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创新投入——来自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证据

从"缺陷有效观"出发,以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判定其有效性,选取2012—2018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内部控制有效性及其不同维度的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存在重大缺陷的内部控制不利于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且重大缺陷累计出现的次数越多,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利影响就越大;相较于业务层面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公司层面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对企业创新投入的负面影响更大。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通过恶化两类代理问题抑制企业的创新投入,而企业所处地区的监督环境越好,两者的负向关系就越弱。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会提高公司盈余波动性吗——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继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中适度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后,2014年财政部又最新出台了专门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该准则一经发布,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文章以2010—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实证检验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公司盈余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显著提高了公司盈余的波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内部控制质量的不同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盈余波动关系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具体为在内部控制不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司中,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盈余波动显著正相关;在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司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盈余波动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意味着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公司存在利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调节盈余的行为,与现有研究结论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