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资本市场资本配置效率测度方法评析

内部资本市场在资本配置过程中通常表现出正效应和负效应两种结果,内部资本市场资本配置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企业价值创造的程度以及企业利益相关者收益的实现,它对企业发展方向和战略选择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鉴于此,在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测度从规范理论和实证研究两方面入手进行分析评价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实环境制约条件,提出了适合我国内部资本市场资本配置效率的测度方法,即以企业的资产报酬率作为投资机会测度变量,当企业的投资规模水平与企业的成长性成正比时,说明企业具有正确的投资方向。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内部资本市场效率

基于2008-2021年国有集团成员企业数据,研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集团的内部资本市场效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提升了内部资本市场效率。混合所有制改革对集团内部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股东向企业委派董事时更显著,但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比例过高反而无法提升内部资本市场效率。进一步分析得出,在集团多元化程度高、市场竞争程度低时,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有更大的提升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研究

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企业重塑管理模式,提升资源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公司内部资本市场效率以及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公司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公司数字化转型与内部资本市场效率提升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在代理成本较高、融资约束较高以及非直接持股结构的样本中更为明显,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内部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从而提升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因此,企业应加强数字化转型战略,提升内部资本市场效率;通过内部资本市场效率优化提升绩效;降低代理成本,优化融资环境,增强数字化转型效果。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测度——基于不同层次的视角

测度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各层次的资源配置效率并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在金融危机前,中小板的价格有效性水平在多数情况下围绕主板上下波动并逐渐趋于一致,创业板在设立初期的价格有效性低于主板和中小板,其后创业板的预测性价格有效性(FPE)超过其他两板;(2)主板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趋势主要集中在中小板与创业板设立初期;(3)主板FPE在创业板设立前低于中小板,设立后趋于一致,而创业板FPE高于主板和中小板,且揭示性价格有效性(RPE)的层次差异不大,创业板资源配置效率最高、中小板次之、主板最低;(4)部分股权结构特征会影响各层次的资源配置效率。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吗?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在此背景下,探究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和提升国有企业资本效率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的非金融国有企业为样本,从外部成本以及内部治理两个层面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结论说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改善国有企业资本要素错配,提升国企资本配置效率。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以及改善融资约束,优化国有企业资本要素配置。3)从市场、政府以及国有企业自身层面来看,首先数字化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能替代外部不完备的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环境中,数字化转型更能改善国有企业资本要素错配。其次较高的财政补贴隐含过多的政策性负担,弱化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资本效率提升效果。最后在较高水平内部控制环境中,数字化赋能显著提升国企资本配置效率。研究有助于深化数字化转型赋能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效果和机制,为探究我国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依据及决策参考。

减税激励、企业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来自小微企业的证据

小微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主体,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增加就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基于2010—2018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对小微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所得税减半征收通过增强小微企业的“投资动机”和“投资能力”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并且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对非制造业、未享受政府补助企业和融资约束较强的小微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提升了小微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增强了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但并未增强小微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总体而言,本文肯定了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对小微企业的积极影响,为完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据要素参与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数据要素在产业间的深度融合将深刻改变要素市场的运行机制与逻辑。文章实证考察数据要素参与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参与对制造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呈现出显著的“U”型非线性影响,即当数据要素参与上升到适度阶段,其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才转变为促进效应。进一步,仅从生产要素属性看,无论是国内数据要素参与还是国外数据要素参与,两者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无二致。机制检验表明,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是导致数据要素参与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产生“U”型影响的机制。其中,信息效应会同时影响“U”型关系的顶点和曲率,随着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U”型关系变强,并且顶点右移;而资源效应则影响“U”型关系的曲率,当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强时,“U”型关系变强。异质性分析发现,随着企业所有制类型、企业生命周期、行业要素密集度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同,数据要素参与对资本配置效率“U”型关系拐点呈现出显著差异,民营企业、初创期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高市场化程度区域企业进入数据要素参与“适度区间”的阈值相对更低。

实施新收入准则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A+H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以收入准则变革为背景,选取A+H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投资对投资机会敏感度”模型,采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法,实证分析实施新收入准则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A+H上市公司实施新收入准则后在短期内资本配置效率呈下降趋势,这一现象在有盈余管理动机的企业中尤为显著。研究表明虽然收入准则改革从长期来看可以推动企业发展,但是实施初期可能诱发企业逆向选择或者产生代理问题,导致企业资本配置效率降低,所以应重点关注具有盈余管理动机的企业。研究结论拓展了新收入准则的影响范畴,有利于提升相关会计准则的影响力和市场经济功能,使会计信息使用者更能全面地看待市场信息,从而做出更加合理的决策。

“双向混改”情境下非控股股东治理机制与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在区分“双向”混合所有制改革两类混改情境的基础上,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视角,从股权治理、高层治理、网络治理三个维度构建非控股股东治理参与度模型,考察了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在“双向”混改情境下,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能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提高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主要体现在制衡效应而非资源效应,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提高民营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主要体现在资源效应而非制衡效应;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能够通过缓解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和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来提高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本文有利于从“双向”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引导非控股股东更好发挥治理作用。

资本市场信息效率、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与企业非机会主义盈余管理

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资本市场信息效率、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与企业非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三者内在关联。研究表明: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与企业非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与企业非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资本市场信息效率显著增强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与企业非机会主义盈余管理间的正相关程度。

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企业ESG实践与高质量发展

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作为企业ESG生态圈的重要构成部分,通过投融资活动影响企业ESG实践的资本投入与外部监管,其中资本市场信息传递的咨询、预警、启发等效应对企业ESG实践的强化效果显著。本文首先解析高质量发展的“质”态体现以及企业ESG实践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然后对资本市场信息效率对企业ESG实践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资本市场信息全面性的提升能有效改善企业信息环境,降低外部投资者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形成有效的外部监督压力;资本市场信息质量越高,越能传递出包含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的多维度资讯,引导外部投资者在对企业潜力与优势进行判断时关注动力源、创新力、社会融入度与社会认可;资本市场信息传递效率会通过股价信息含量和股价延迟度,影响企业信息透明度,更清晰地反映管理者行为,形成有效外部监督,促使企业在环境、社会与治理方面积极作为。

区域金融化视角下的企业并购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

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并购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实现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是当前金融工作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当前区域金融环境存在明显差异的背景下,并购能够通过加速资本市场迭代,充分发挥资本配置的作用。基于2008—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并购数据,从同属并购、异地并购两方面探讨区域金融化对并购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区域金融化背景下,同属并购和异地并购均能有效改善资本配置效率;东、中部地区并购也有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国有企业并购有助于改善所属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但民营企业在金融环境改善后可能降低了并购的谨慎性,反而损害了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这为我国民营企业壮大、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实践经验。

分析师关注会提高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吗?——基于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的中介研究

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分析验证了分析师关注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显著提高了内部资本市场效率;两类代理成本、融资约束在分析师关注与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关系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无论股权性质如何,分析师关注均有利于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提高;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分析师关注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从外部角度出发,考察分析师关注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阐明其影响的潜在路径,并给出了企业集团层面下,分析师关注对代理成本影响的经验证据。

物流企业资产运营效率对资本市场盈利预期的影响

企业高效的资产运营可以支持高质量发展,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如何提高企业的资产运营效率,对资本市场如何看待高效运营的企业的问题关注不足。本文利用上市物流企业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发现:当物流企业经营资产运营效率越高时,分析师的盈利预测更为积极;轻资产运营战略强化了分析师盈利预测受资产运营效率的驱动作用;资本市场更看好高效运营的民营物流企业。经济后果显示:在分析师做出积极预测后,企业未来的债务与股权资本成本以及融资约束水平均显著下降。研究表明,企业资产配置会影响资本市场参与者的判断,以分析师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参与者更看好“轻”资产型物流企业的发展,增强资产运营效率有助于缓解物流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境。

国地税合并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3—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以国地税合并的改革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考察国地税合并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国地税合并改革后企业资本市场定价效率提高了11.1%。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是国地税合并改革提高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重要机制,揭示了国地税合并通过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以提升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内在机理,对于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配置质量和强化金融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具有现实意义。

劳动力市场化、人力资本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选取2009-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SBM-Tobit模型分别对总体、不同等级、不同地区人力资本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劳动力市场化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总体人力资本水平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且人力资本等级越高,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越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只有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在人力资本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活动中,劳动力市场化所起的调节效应为正,且对于等级越高的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化水平在其中发挥的正向调节效应越显著。因此,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促进劳动力市场化是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重要途径。

机构投资者调研、羊群行为与资本市场信息效率

基于2014—2022年机构投资者访问A股上市公司的半年度调研数据,本文探讨了机构投资者调研行为的信息挖掘作用以及中介路径。实证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的调研强度降低了股价同步性,主要原因在于机构投资者调研挖掘到了公司基本面信息;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调研缓解了同向交易的羊群行为,促进了更多公司特质信息融入股价,进而提升了市场信息效率。本文的研究为监管层规范调研信息披露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

市场分割、OFDI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基于上市公司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检验市场分割情境下OFDI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开放条件下OFDI可以显著反向调节市场分割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造成的消极影响;OFDI与贸易开放度双重叠加的反向调节效应更为凸显。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制造业中当地生产类和商贸服务类企业回归结果与理论预期相符;相比地方国企,OFDI及其与贸易开放度的双重调节作用对民企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更为明显;相比西部地区,对东、中部地区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改善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且调节作用结果较为相近。进一步研究显示,OFDI更易于显著改善高水平TFP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

数字经济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

利用2011—2022年城市数字经济和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合并数据,本文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显著矫正了企业资本投入扭曲,提升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工具变量法、“宽带中国”建设的准自然实验以及其他稳健性检验均支持该结论成立;(2)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融资约束缓释效应和竞争效应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产生积极作用,表现为数字经济在创新产出更低、面临融资约束更高的企业以及垄断程度更高的行业中产生的影响更强。建议各地区应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定位,选取差异化的数字经济突破方向;推进更多场景的开发、开放,以需求拉动产业数字化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破除企业在市场经济下进行自主创新和外部融资的政策壁垒,拓展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路径。

企业金融化、代理关系和内部资本市场

近年来,我国企业“脱实向虚”倾向明显,闲置资金并未完全用于润泽自身实业发展,对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活动产生显著影响。文章选取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企业金融化对内部资本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内部资本市场的活跃度和效率性均存在非线性关系,前期主要发挥促进作用,后期则表现为负面影响。同时,代理成本的增加会平滑企业金融化对内部资本市场的非线性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股权性质和行业特征的企业受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深入分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互动关系,为扩大企业集团内部投资的正外部性,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促进供给性结构改革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