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英日记(张勋復辟部分 下)

廿三日,王聘卿、陈师傅交来改订内务府致内务部文底。王聘卿云:“徐、段皆以从缓宣布为宜”。是日王爷回府,予至吴世兄处嘱其代拟公事,顺便回家将管理处交来之阳历八月分月薪交四哥收存。申刻,至吴世兄处取稿,进内请世中堂阅,当以为然。闻张大帅又派员见中堂,阻止宣布之事。晚接捷南电话云:“世湘已回说徐相国云:‘所拟谕旨底稿不甚妥,即不便办谕旨。可由内务府办公事,知照内务部。’”又云:“风闻夜间有开战之说”。附谕旨稿如下: 宣统九年五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前据张勳等奏称:国本动摇,人心思归,恳请听政等语。朕以幼冲,深居宫禁,民生国计,久未与闻。我孝定景皇后逊政恤民,深仁至德,仰念遗训,本无毫丝天下之心,惟据以救国救民为词,固不得已而允如所请,临朝听政。乃昨又据张勳阵,各省纷纷称兵。

从胶澳设防说登州镇总兵官

“内阁奉上谕,李鸿章、张曜奏,会同校阅海军并勘查各海口台坞工程事一折,览奏均悉·另片奏拟在胶州、烟台各海口添筑炮台等语;著照所请,行该衙门知道。钦此。”光绪十七年五月初八日(1891年6月14日),清廷通过内阁所颁发的这道“明发上谕”成为了胶州湾设防的坐标起点,也是青岛这座城市建置的开始与发端。

清朝传递皇帝谕旨的机要信件——廷寄

廷寄是清代特有的一种传达皇帝密旨的重要文书形式。清朝初期,传达皇帝旨意的工作主要由内阁负责,不过这种传递方式不利于保密。到康熙中期,皇帝下达的一些机密谕旨不再由内阁发布,改为内廷官员或亲王、大学士等承办,直接传达给督抚大臣。雍正七年(1729)清廷设立军机处后,由军机处和内阁共同分担皇帝旨意的传达。由此,清代皇帝的谕旨便具体分为两种,一种称为“内阁奉上谕”,另一种则为“军机大臣寄信”。

乾隆朝贡监档案(下)

明清时期,生员通过地方考选入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监,意为以人才贡献给皇帝,也称贡生。清顺治时期,贡监之制恢复,文人通过进入国子监读书有机会被授予官职,成为除参加科举考试之外的另一条入仕途径。由于清廷授予贡监的名义及选拔的方式各不相同,贡监分为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和例贡六种。其中,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又称五贡,被视为正途出身;例贡系捐纳而得,不属正途。贡监数量庞大,分布广泛,在崇尚科举的时代,并不引人注目,但他们是下层文人和绅士的主流,在社会中起不容忽视的作用。现从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军机处上谕档中编选乾隆时期与贡监相关的档案,从中反映出贡监考选、入职、捐纳等实情,可供研究参考。

戊戌政变后清政府惩处康梁党人档案(上)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谭嗣同等"六君子",并对张荫桓、陈宝箴等举荐维新派、支持变法的官员进行惩处。康有为、梁启超等借助英、日等国的庇护,逃往海外,曾流亡到日本、香港、新加坡、意大利、美国等地。清政府一面通缉康梁等人,一面与列强交涉,企图引渡康梁等,但均未成功。此次比日本明治维新晚了30年的变法,不仅未能使晚清的政治走向进步,反而随变法失败后,清政府对维新人士的惩处和通缉,走向更加保守和封闭,也加剧了清与列强之间紧张的关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曾经整理出版过有关戊戌变法的档案史料,例如1958年出版过《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全1册,43万字,收录档案302件,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但因选材范围较小,遗漏文件颇多,尚不足以反映戊戌变法全貌。兹值戊戌变法120周年之际,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上谕档、电报档和外务部档案中,辑录有关戊戌政变后清政府惩处和通缉康梁党人等的档案,希望对于戊戌变法及晚清政治的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