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沿边开放中内陆边疆一体化效应研究

借助于所构建的一个3×3×3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分析沿边开放下的内陆边疆一体化效应的结果显示,在国内市场完全分割情形,无论边境地区一体化水平有多高,经济总会收敛于唯一的长期稳定对称均衡,但随着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边疆地区的高技能工人份额逐渐增大;在没有沿边开放政策的封闭经济体中,随着区际贸易成本的降低,经济体从高贸易成本时的对称均衡,向中等区际贸易成本下的三个稳定均衡转变,再向低区际贸易成本下的核心—外围均衡结构转变;在沿边开放作用下,国际贸易成本不断降低的均衡结构转换路径与封闭条件下国内区际贸易成本下降效应一致,但不同的沿边开放水平,不稳定的均衡点所反映的边疆地区高技能工人份额不同。随着沿边开放水平的提高,边疆地区高技能工人份额不断降低,在区际贸易成本很高时,稳定均衡点所反映的高技能工人份额随着沿边开放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因此,降低国内区际贸易成本要与提高沿边开放水平同步推进,才能在边疆地区形成边缘增长中心。

论清代内陆边疆城市发展的特征

清代内陆边疆城市发展内力孱弱,主要依靠国家行政力量推动与国内外经济文化交往所形成的"外力"实现发展。这种依附式发展虽给清代内陆边疆城市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景象,但也导致其发展时起时伏,呈现时序上的不稳定与空间中的不平衡状态,陷入顿挫与失衡的发展困境。

我国内陆边疆省份城市化道路探析

我国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主要原因就是城市发展落后,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是边疆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起点。边疆地区不能步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的后尘,而应在发挥比较优势和加强产业特色的基础上,走培育中心城市、构造个性鲜明的中小城市及发展边贸口岸城镇三结合的城市化道路。

从亚洲内陆边疆到中间圈——中国边疆研究视角的变化

拉铁摩尔在对中国边疆的研究中过于强调北方边疆,而忽略南部边疆,强调地理和经济因素对中国核心区域的范围的界定,而未能认识到南部边缘地带与核心区域互动的复杂性,以及这些互动在形塑华夏过程中的作用。王铭铭在"藏彝走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间圈的概念,这一概念涵盖了拉铁摩尔提出的内陆边疆地区,也包括了西南的藏彝走廊和东南的部分少数族群。在考虑中国的南部边疆问题时,从核心圈、中间圈和外圈三个圈层的互动角度来解读这种时代变化,对中国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长城边界与华夏边缘——读《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长城作为军事工程的重要意义是广为认知的,但从民族学的视角研究,长城对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也有着重要意义。长城作为一个政治边界不仅仅具有军事防御的作用,从文化生态学和族群冲突理论的视角分析,长城作为草原与农耕社会的边界同时也具有族群边界的意义,对于游牧民族与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由于长城边界形成的边缘地带具有双重性及流动性的特点,长城边界还具有外部分离和内部整合的作用,同时也是交流融合的地带。

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胡焕庸线——中国内陆边疆与沿海地区协调发展论说

历史时期的中国,至迟在唐宋时期,南重北轻、南北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开始显现。至明朝中晚期,因东南、华南地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差异转变为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边疆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中国空间经济发展格局应当从这一时期开始算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东部地区与西部内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均衡日渐明显。胡焕庸线揭示了一条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的经纬线。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内部各区域间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是常态,探讨中国东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并非要让西部内陆边疆省区追赶上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准,而是要坚持统筹兼顾,努力逐步缩小这种差距,同时坚持参与式发展,不仅让内陆边疆省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还要让内陆边疆省区的人们享受与东部人民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

民族与历史——读拉铁摩尔和他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在众多的汉学家之中，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无疑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既“神秘”，又“敏感”。

李希霍芬中国内陆至边疆商道考察与“丝绸之路”的命名——以《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为据

“丝绸之路”是李希霍芬最早命名的东西方交通线路,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从《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可知,李希霍芬通过对中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四大内陆至边疆,联结国际的交通线路,即如今被视为广义“丝绸之路”的系列考察,探究了从陆路通往俄国、欧洲、中亚、印度、缅甸等国际商道的状况。他从历史和现实中认识到从西安经新疆到中亚这条国际交通线路的特殊价值,这为其后来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奠定了地理基础。

区域发展不平衡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

延边州的状况表明,区域发展不平衡引发这一地区人力和物力的严重外流,造成了产业发展乏力、乡镇空巢化、土地城市化、教育和文化发展滞后等一系列问题,也影响了国家为改善区域发展不平衡、促进内陆边疆地区发展所采取的政策取得理想的效果,更阻碍了内陆边疆地区的健康和谐发展。形成这些后果的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影响下,形成的国内"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区域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强大的市场机制的力量,远远超过试图改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政府机制的力度,从而改变不了各种资源"边缘→中心"的流向结构,使得在这些地方很难实现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的良性互动。因此,如何去缓解这样的资源流向,如何去充分启动市场机制是促进内陆及边疆地区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国历史的空间枢纽——欧文·拉铁摩尔边疆范式中的“贮存地”剖析

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最早用"贮存地"形容历史时期中国内蒙古和东北交界地带的历史特性。"贮存地"不是毫无变化的概念建构,不断地意义填充使之逐渐由地理区位概念向空间功能概念转向,而其内涵演变则与拉铁摩尔本人的知识结构调整桴鼓相应。"贮存地"是拉铁摩尔通过"空间视角"对"长城边疆"与中国大历史间互动规律的历史想象,目的在于揭示边疆地带的"融合创生"作用以及"边疆社会"、"边疆人"独特的身份认同,进而从历史的维度对他的边疆范式进行补充。其理论意义大于实证意义。通过"贮存地"不难发现,拉铁摩尔的边疆范式其实没有逃脱"西方中心"的时代局限,仍带有浓重的线性思维方式和普世化倾向,而且他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存在诸多偏颇之论,不能不经鉴别一概吸收。

“大惠于尔西域诸国” 内陆经略:开拓西疆,畅通丝路

在许多人心目中,明成祖的“永乐”这个年号是与“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不过,与中国历史上其他著名的君王一样,朱棣同样没有忘记远离大海的西部内陆边疆,以及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丝绸之路”……。

长城的团结:草原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历史法理——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理论评述

拉铁摩尔以长城为标志,对中国历史边疆(满洲、蒙古、新疆、西藏)展开历史地理比较研究。以草原、绿洲、农业等人文地理概念为范畴,对中国北方边疆区域地理生产方式、经济政治交往的相互性因素进行宏观考察。提出中国历史是草原社会与农业社会的两种秩序相互循环的历史理论。拉铁摩尔的研究恰好反映出,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民族相互离不开的历史关系。这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法理。20世纪中叶起,中国进入东部(海洋)与西部(陆地)区域间的新地理循环,以构建中国的工业化。

现代化,手我们走出中国道路

筑大坝、修铁路、铺公路、建大港,连通大江南北、内陆边疆……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设想着中国现代化景象,这被称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份蓝图。在当时看来,梦想的实现似乎遥不可及。而如今,铁路进青藏、公路密成网、高峡出平湖、港口连五洋、产业门类齐、“天宫”驻太空、“祝融”探火星……中国的现代化程度远远超出孙中山先生当年所设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