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闽籍册封琉球使涉琉著述与交游考略

册封琉球使既是外交的使者,又是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积极推动者与实践者。清代册封琉球国王凡8次,正、副册封使臣16人,其中闽籍册封使臣有林麟焻、齐鲲、林鸿年、赵新4人。尤值一提的是,清代最后三次册封琉球的正使均由闽人担任。他们受命往封、陛辞离京、沿途经历、在琉期间、归国之后,交游甚广,多有著述。并基于福州的特殊地理位置与历史原因,得以各施所长,广泛地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使琉球的社会文明,具有了明显的福建区域文化元素,充分体现了福建在中琉友好关系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明代金川寺演化禅师的册封与西迁

通过对明代金川寺演化禅师册封与朝贡历史进行梳理,讨论其地望与西迁历史。由分析金川寺演化禅师与中央王朝之间的互动,指出元代以来土司制度逐渐在嘉绒地区推行。及至明代,面对西北蒙古势力的威胁,明王朝与嘉绒地区政教精英阶层更是形成了互惠共存的协作关系。明王朝建立的藏区政教领袖册封制度与定期朝贡制度,进一步稳固与加深了嘉绒地方势力与中央王朝之间的隶属关系。

明代闽籍册封琉球使涉琉著述及其史料价值

由于地理位置与历史原因,福建与琉球的交流最为密切。在明代正、副册封琉球使臣的29人中,闽籍4人,他们在中琉友好关系中发挥了特殊的区域优势。其中,潘荣的《中山八景记》是作者仅存的一篇涉琉游记短文,弥补了此次册封琉球无“使录”类著述传世之不足。谢杰的《使琉球录》与《〈琉球录〉撮要补遗》,则详细记载了往封琉球的过程,在琉期间的政治外交活动、生活起居、文化交流,以及琉球社会的风土人情等。尤其是《〈琉球录〉撮要补遗》一书,首次揭示了日本觊觎琉球的野心,并提出了一系列御倭谋略。潘荣、谢杰的涉琉著述,有助于了解与研究闽籍册封使在中琉历史关系中所具有的区域优势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清代册封琉球使团从客及其在琉文化交流考论

清代册封琉球使团除了由正、副使率领朝廷所规定的职司员役外,正、副使还可以随带从客同行。随封之从客,包括了士大夫、高僧、道士、医生、天文生、书画家、琴师等各方面人才。与正、副使相比,从客有着更充裕的时间与琉球社会各届人士交游,有机会将中华传统的诗文、书法、礼教、音乐等广泛地传播于琉球,大大激发了琉球士子与民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崇敬与接纳的热情,从而促进了琉球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从客的声名虽不显赫,但在中琉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代册封琉球与赐封妈祖关系探究

一直以来,妈祖被东南沿海民众奉为最重要的航海保护神,历经宋、元、明、清历代朝廷不断赐封,其封号由宋代4个字加封至清代64字,封号亦由“夫人”“天妃”晋升为“天后”,并且列入国家祀典。清代历届册封使在海上历险归来后,多次为妈祖求祀、请求增加封号、御赐匾额等,在推动官方赐封妈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极大提升了妈祖的地位,更是通过册封活动将妈祖信仰远播琉球,对琉球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琉球的妈祖信仰以三座天妃宫为中心长期延续,与两国的朝贡贸易紧密相连,成为古代中琉两国政治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明朝册封舟与中琉封贡关系初探

在长达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历史中,中国政府多次派遣册封舟前往琉球,对琉球国王进行册封。明朝册封舟是中琉封贡关系的缩影,反映出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不同层面上的友好交往。然而现存有关明朝册封舟与中琉封贡关系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都只聚焦于册封舟形制或中琉封贡关系的一端,肯定了册封舟来往对于中琉友好关系的杰出贡献。因此通过对现有文献资料的整合,从明朝册封舟的起源与发展、兴起于明朝的背景及其在封贡关系的作用,进一步建立明朝册封舟与中琉封贡关系的联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提出明朝册封舟在中琉封贡关系中的现今启示。

中原、南方政权对高句丽的管辖册封及高句丽改称高丽时间考

高句丽民族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少数民族之一。公元前 37年 ,高句丽建立政权 ,但仍和原高句丽族一样 ,继续归汉玄菟郡或辽东郡管辖。四郡削弱之后 ,高句丽政权又连续接受中原、南方政权的册封 ,完全形成了一种惯例和制度。高句丽的名称后改称高丽 ,改称的时间 ,严格地说 ,是在 5世纪末 ,宽而言之 ,则是

宋朝对境外诸国和政权的册封制度

宋朝对部分境外朝贡诸国和政权首领、使臣实行册封,继承汉唐册封制度,形成阶、官、勋、爵、封邑和功臣号六个制度化册封要素和进封制度,通过官衔总和表示册封国地位轻重并根据现实需要通过朝贡排班加以调整。北宋册封制度以其视为"汉唐旧疆"和藩镇的交趾等政权为核心,南宋的册封则进一步放弃了对"汉唐旧疆"的权利主张,反映出宋朝构建朝贡体系时由"华夷一统"退守"汉唐旧疆",并进而放弃"汉唐旧疆"的收缩趋势。

关于辽朝遣使册封、加册及贺高丽国王生辰的新思考——兼论封贡体系下宗主国宗主权的行使

高丽国王继位后顺利得到辽朝册封需满足两个条件:良好的辽丽关系及在位一年以上;辽朝皇帝继位、上尊号或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时,会对高丽国王进行加册;辽朝遣使贺高丽国王生辰不是辽丽地位平等的体现,而与册封一样,是辽朝承认高丽国王的标志。册封、加册与贺生辰皆是辽朝行使宗主权的方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蒙古顺义王的册封与嗣封

隆庆五年,明朝册封漠南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为顺义王。从此,俺答汗便以顺义王的身分主持漠南蒙古右翼与明朝的封贡互市事宜。俺答汗死后黄台吉嗣顺义王爵,其后扯力克再嗣,至卜失兔嗣封,顺义王共嗣袭四代,历七八十年。自俺答汗之后,顺义王的嗣封问题就成为明蒙关系中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清鲜关系中清朝礼制的张力——以康熙年间清朝册封朝鲜王世弟为中心

册封是清鲜关系的重要基础。清朝利用册封巩固上国与属国之间的封贡关系,朝鲜受清朝的册封,获得王室的正统性,确保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军事上的安全。康熙六十年,朝鲜在国内激烈的党争中,请封延礽君李昑为世弟,而康熙三十五年,清朝曾据《明会典》中"待王与王妃年五十无嫡,始立庶长子为王世子",拒绝过朝鲜请封世子。这次在北京的奏请也是困难重重,经过朝鲜使臣多方面的努力,最终考虑到维持朝鲜国内政治的稳定,康熙帝特准册封,但是也警告"兄弟继及,一时之权道",强调王位继承的礼制问题。从请封到准封的过程表现出,清朝对朝鲜加强礼治,朝鲜对其以"礼的言说"应对,逐步置于以清朝为中心的"礼"之世界秩序。

唐朝与边疆民族政治联系的两种主要途径:册封与和亲

在唐代对边疆的开拓与经略的过程中,除了因袭历史上传统的“因俗而治”的方法,创立羁縻府州制度加强对边疆的治理外,还不断地册封边疆民族首领官爵名号,频频通过和亲这种特殊的政治联姻,加强与边疆民族政治上的接触与联系。

明永乐时期瓦剌三王及和宁王的册封

洪武元年 (136 8)明军攻取大都 ,元朝灭亡 ,元室北退 ,到洪武末年 ,漠北逐步形成三大集团 ,即东蒙古鞑靼、西蒙古瓦剌和兀良哈三卫。明朝前期对蒙古的政策大致为剿抚兼施 ,积极备御 ,扶弱抑强 ,分而御之。从这一政策出发 ,便出现了明成祖册封瓦剌三王 (140 9)及和宁王 (1413)的史实。瓦剌三王名号出自明朝的杜撰 ,其品级为散阶正一品 ,其中顺宁王印为驼纽金印 ;

清代册封琉球体制初探

有清一代,政府一共八次遣使琉球册封新国王。清政府极其重视对琉球新国王的册封活动,从册封使的遴选、各级官府积极备办册封事务,到册封使往返琉球的情形,在中琉关系档案中均有记载,这些档案为我们研究清代的册封体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壬辰战争期间册封使李宗城逃亡再考

万历二十二年(1594)底,日本向明朝递交降书,壬辰战争在“形式”上结束.明朝派遣册封使李宗城到日本进行册封,而他在釜山日营逃出,影响到战争和议.学界一般将此事归结为李宗城的个人因素,即李宗城在对沈惟敬和小西行长进行秘密交涉之事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胆小怕事的他因受到谣言的蛊惑而逃跑.事实上,李宗城的逃亡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他中途被明朝情报系统排除而对石星和沈惟敬不信任与心里不安相叠加的结果,从而反映出各国内部政治斗争与情报共享问题.

论郑和宝船与册封舟——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

从《明实录》中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前夕有关造海船的记载、历史上福船在远洋航行和海战威力方面所居优势地位以及明初福建海防和造船业格局等诸方面分析 ,福船应是第一次下西洋的主要船型。而与郑和同时为中官、且在洪熙、宣德中曾四次奉敕出使琉球的柴山亦称自己所乘福船型册封舟为“宝船”。由此可以认为 ,同为福船的宝船与册封舟只是一物二名而已。因此 ,我们将较可信的静海寺残碑和《前闻记》下西洋题本摘要中有关郑和船只的记载 ,与明朝后期册封琉球使臣们所撰《使琉球录》中关于册封舟形制的详细描述相结合并加以研究 ,相信有助于人们对郑和宝船获得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

班禅右旋白螺作琉球册封使镇船法物

六世班禅进献给乾隆的右旋白螺,曾被用作福康安东征台岛时的安船定风宝物;嘉庆初又用作遣往琉球册封大使赵文楷、李鼎元的封舟法物,赵、李各有诗文阐述此事,表现出清代官方涉海活动的一些独特做法。

朝鲜向清奏请王储册封问题探析——以朝鲜景宗的册封为例

朝鲜向清奏请王储册封问题,是两国朝贡礼仪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册封与否,对朝鲜政局的走向有着重要影响。朝鲜的奏文,需要通过清礼部议覆后才能转奏皇帝,因此,礼部在处理朝鲜奏请事宜问题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朝鲜景宗和英祖等人的王储册封,都曾经遭到礼部的议驳或持难,但朝鲜都以使用"人情银"的方式加以解决。这一现象,与康熙中期以来对朝鲜的宽怀政策相悖,也非清帝意愿,但客观上造成了朝鲜对清吏治的鄙夷认识。

清代中琉册封贸易述略

明洪武五年(1372年)中国与琉球建立正式的藩属关系,此后两国密切往来五百余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频繁。随着清朝政权稳固、经济繁荣及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实施,中琉双方的册封贸易也成为两国经济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结果不仅极大促进了琉球经济的繁荣及社会的进步,而且推动了福建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福州港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