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册礼之“都”的变迁

辽太祖、太宗时期帝王册礼实行契、汉双轨制,世宗、穆宗、景宗三朝,汉式册礼似有缺失,及至圣宗,汉式册礼得以恢复。汉式册礼地点大致经历了由"龙化州"至"皇都/上京",再转至"南京",最后定于"中京"三个阶段。早期之变迁,与太祖极力摆脱契丹旧俗束缚、加强皇权密切相关,中期则与宋辽关系相联,后期则与契丹帝王对于中原文化的理解日渐深入有关。

校订本《册府元龟·掌礼部》引“三礼”校读札记

校订本《册府元龟》是目前最方便读者的读本,经名家分段标点,条理清晰,嘉惠学林。但因为成于众手,时间仓促,在一些校勘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文字的讹误阙衍等,对阅读和研究《册府元龟》颇有妨碍。今以《册府元龟.掌礼部》中关于"三礼"的引文为例,就其中诸如此类问题,参核众书,列出校勘记十五条,以求对《册府元龟》的阅读和研究有所裨益。

校订本《册府元龟·掌礼部》引“三礼”标点商榷

校订本《册府元龟》是目前最方便读者的读本。但在标点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对阅读研究《册府元龟》颇有妨碍。兹以《册府元龟·掌礼部》中关于＂三礼＂的引文,就其中有关标点问题参核众书列出校勘记十五条。

唐代册書的形態及其行政禮儀運作——以《命武承嗣文昌左相封魏王册書》爲中心

册書是唐代最高等級"王言".作爲一份不可多得的史料,《命武承嗣文昌左相封魏王册書》爲研究者提供了寶貴的信息.該件册書表明,册在行政運作中很可能只需要中書令宣,而不需要門下省進行封檢.册是唯一還以竹簡爲載體的公文,在强調等級的同時,帶有禮制復古的意義.可以説,在"王言"體系中,册的物質形態和行政運作形態都呈現出復古的特點.

西周册命礼及其美学意蕴

册命礼在西周王朝统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肇始于商代末期,直到西周中期才逐渐走向规范,并从举行时间、选择地点、参加人物、任命职位、赏赐物品、告诫颂辞等方面彰显出一种等级观念与政治权威。在册命活动中,人的行为举止、言语表达、身体饰物等要遵循一种雅化的固定程式,这就是所谓的周"文",也是那个时代的美。作为礼仪的一种形式,册命礼是以美的形式介入政治和伦理的,并在感性的礼仪体系中渗透着一种理性诉求。从这个意义上,它才被西周统治者不厌其烦地举行,并在感性体系和理性完善中构建王朝统治的诗性之路。

校订本《册府元龟·掌礼部》引“三礼”校勘札记

校订本《册府元龟》是目前最方便读者的读本,经名家分段标点,条理清晰,嘉惠学林。但因为成于众手,时间仓促,在校勘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文字的讹误阙衍等,对阅读研究《册府元龟》颇有妨碍,文章考察了《册府元龟·掌礼部》中关于＂三礼＂的引文,就其中问题参核众书列出校勘记十一条,以求对《册府元龟》的阅读研究有所裨益。

西周册命礼的过渡礼仪模式

在西周,官员身份的转换必须要经历一种册命礼仪。册命礼对时间和地点有着极为严格的限定,参加仪式的所有人员也被严格安排在特定位置,这表明册命礼其实是一种宗教礼仪。通过对四十三年逨鼎铭文的分析,可知册命礼包括三个阶段,分别是册命前的准备阶段、册命阶段以及仪式结束后的聚合阶段。这三个阶段符合过渡礼仪的分隔、阈限和聚合阶段,证明册命礼的模式是一种过渡礼仪。对册命礼过渡礼仪模式的分析,可以折射出产生册命礼的西周文化的中心价值和准则。

中古嘉礼研究之二——试论礼学视域下的纳后礼之形塑与消亡

通过梳理中古时期纳后礼与册后礼的流变,可发现礼仪文本的残缺与毁废,礼官们为构建完整的仪式,只得拆东补西、据此修彼,让原本不同的纳后礼与册后礼在文本上呈现出混杂的特点。重点探讨了唐代纳后礼与册后礼,发现前者从未行用,后者自从宪宗后亦流于空文,原因在于唐代的统治者并不重视礼经礼义,他们有的只是“古为今用”“自我作古”的思想,这使得《开元礼》创作之初就夹杂了很多的“备而不用”之礼,并对宋代礼典制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唐代官修史书中《后妃传》书写模式的探讨,发现唐人早期实则很重视对后妃群体的告诫,特别是经历了武后、韦后的唐代统治者,愈发注意皇权的集中,随着“不立皇后”制度的确立,使得纳后与册后均未行用。到了五代宋初,因为仪注的残缺,时人还不断争论相关礼制的准确性。

王國維“《顧命》之廟爲廟而非寢”説探討

本文就王國維“《顧命》之廟非殯宫路寢而爲太廟”一説詳加辨析,既證成王氏之説,於其違失之處,亦爲之斠正。考諸《尚書》、《左傳》等先秦文獻,可知周代以至春秋,實有殯廟之事,僞孔《傳》所謂“殯之所處,故曰廟”,以及服虔以殯宫説《左傳》“不殯于廟”之“廟”,皆不可從。《禮記》所謂“周朝而遂葬”,亦與春秋實況不符。王國維説《顧命》之廟非殯宫路寢而爲大廟,比舊説更爲可信。陳漢章、黄侃信守漢人舊説,而譏詆王説,反而是以不誤爲誤。此外,王國維對《顧命》諸儀節的研究,也有不少邁越前人之處。但毋庸諱言的是,王氏的某些看法也值得商榷。雖然如此,王氏之説爲我們澄清了上古殯禮的真象。在近代禮學中,王國維應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

从金文册命赐旂礼看西周爵位制

西周爵位制度是公卿大夫士四级爵制。金文册命礼仪中赐旂,写作“Х旂”,有时也以某一专有名词表示。在西周册命赐旂礼中通帛旜类的高等级是“朱旂”,相当于卿士级,更高的当为“朱旂二铃”,可能是公级的主政大臣;画有蛟龙类的“大旂”属王朝卿士,在诸侯中则为元侯类的大国诸侯;通帛旜类的次等级是“赤旂”,是一般诸侯的旗帜;通帛旜类的“大白”“小白”“淑(素)旗”是小诸侯所赐旗帜。西周金文册命礼中赐旂常见“旂”或“銮旂”,因属泛称而不知其对应爵称。金文中常见“銮旂五日”“旂五日”“旂四日”,应是“五星”“四星”的特殊表达法。“旂五日”应即古文家所说参宿五星,象征“熊虎”,象征大夫类爵位;“旂四日”应即虚宿四星,象征龟蛇之“旐”,象征下大夫士类的爵位。

论唐代册礼使的职责及作用

册礼使一职最早出现于唐代,最初临事而设,唐玄宗以后逐渐作为专项使职成为朝廷宣册命、行册礼的主要执行者。唐代册礼使可分为对内和对外两大系统:对内负责从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太子、诸王、妃嫔、公主直至臣下的册命,完成权力关系的分配与承认;对外执行对边疆民族首领的册封活动,致力于藩属关系的建立与维护。册礼使虽名为礼仪性使职,但在中晚唐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并一直延续至清代才消失在历史的深处。

唐长安大明宫朝堂功能新探

朝堂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西周,然其正式设置应该是在西汉时期。朝堂之制历代皆有,但到唐代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朝堂的具体方位发生了变化,以前皆建在皇宫正门之外,至唐大明宫兴建时却建在了宫内主殿之前;二是其功能发生了较大变化,由前代的九卿治事与百官议政的场所,变为百官议政、举行重大典礼、百官候朝、举行册礼、上表与待命的场所,同时还具有宴集、待罪、鞠狱、行杖、决死、举哀等一系列功能。根据其性质,大体可分为百官议政、候朝之处、政务活动、礼仪活动等四个方面。朝堂的地理方位由宫门外向大明宫含元殿前转移,是唐朝对古制改变的一种反映,有利于增强其安全性与议政的保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