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户间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基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的证据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为实现共同富裕,探讨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数据,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方法,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缓解农户收入差距,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差距的缓解效应要强于东中部地区;对贫困县农户收入差距的缓解效应要强于非贫困县;对50岁以下、高学历和自雇型就业群体收入差距的缓解效应要强于50岁及以上、较低学历和受雇型就业群体。进一步地,运用夏普利值分解法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解释近五成的农户整体收入差距;相对于非贫困县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县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更大。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理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与金融功能理论,从供给与需求双重视角考察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供给策略的影响,探索了供给策略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绿色创新和碳排放的微观机理。利用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三重差分模型验证试验区对重污染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的差异化影响;引入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与分解模型识别两类企业相对融资约束变化以及试验区与非试验区企业间资本错配的相对变化,从供给视角考察试验区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构建链式多重中介模型从供给与需求双重视角验证试验区对企业绿色转型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机制;从信息成本和省域视角考察政策效应异质性。结果表明:(1)试验区促进了非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但未激励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2)试验区金融机构提高了重污染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的相对融资约束,降低了企业间资本错配,并通过激励非重污染企业创新投入、抑制重污染企业创新投入来影响两类企业绿色转型。(3)环境规制和金融科技等企业外部环境,银行关联、信息披露、内部控制、企业规模、产权性质等企业内部条件,均对试验区企业绿色转型有所裨益。试验区金融机构信息成本越低,企业越容易实现绿色转型;试验区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省域异质性。基于研究结论认为:政府应完善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政策,协同推进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引导金融机构完善绿色金融供给策略,以企业绿色转型为关键目标配置金融资源;完善产业金融政策环境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双管齐下降低金融机构信息成本;优先保障企业创新投入,分类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引进。

气候适应性技术采纳对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

为探究气候变化冲击下,气候适应性技术采纳对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效应,文中基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6个省份2502份农户调研数据,使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UQR)和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分解回归,分析了气候适应性技术采纳对不同农业收入水平农户的增收效应及收入差距影响机制,得出以下结论:气候适应性技术采纳对农业收入水平由低到高的农户的增收效应不断递减,对低农业收入水平农户增收效应最明显;气候适应性技术采纳可以缩减农户内部农业收入差距,对低农业收入水平组影响效应最明显;RIF分解回归显示,结构效应是农户内部农业收入差距缩小的主因,以农户受教育水平影响最主要。因此,气候适应性技术应该被广泛推广,同时要注意提升农户对气候适应性技术的理解与认知,提高农户对气候适应性技术的接受意愿,鼓励农业收入低水平农户采取组合型气候适应性技术,同时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农户适当使用补贴,减轻农户使用负担。

中国城乡老年人健康不平等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1997—2015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为促进我国城乡老年健康平等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97—2015年23459名老年人的观测数据,构建再中心化影响函数模型,找到中国城乡老年人的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因素。结果 1997—2015年,城镇老年男性、偏好吸烟的老年人健康不平等加大;提高收入水平对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村高收入群体的老年人健康不平等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而对城镇高收入群体和农村中低收入群体老年人的健康不平等的改善效果不明显;参与劳动、教育对城镇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改善效果大于农村;参加医疗保险、到最近医疗机构的距离近、东部区域的城乡老年人的健康不平等程度减小;自来水、抽水马桶以及家庭规模也影响老年人的健康不平等。结论 个体特征、社会经济地位特征、健康资源与获得、生活环境和家庭特征均与城乡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相关。建议增加基础卫生知识(特别是控烟宣传和教育)、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医疗卫生保障水平以改善城乡老年人健康不平等。

数字金融与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物理网点的局限,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从而直接或间接减缓了农村贫困,然而其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究竟有何具体影响?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RIF)方法,从收入结构性角度细化剖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贡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存在显著的减贫增收效应,且能够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从收入结构性分析,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带动非农就业增加,但农户存在教育程度和社会关系网差异,从而导致农户工资性收入差距呈现拉大趋势;数字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约束对农户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限制,但由于存在“使用差异”,农户内部经营性收入差距拉大;数字金融通过拓宽金融产品和理财的渠道,虽弥补了“二重排斥”中的“工具排斥”,但由于农户“自我排斥”依然存在,导致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拉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物质资本、高社会资本或高人力资本农户群体中,数字金融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效果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主动关注农村基础教育水平,扩大农村受教育的人口基数,提高数字金融知识宣传的广度与深度。第二,鼓励引导传统金融机构开发数字信息平台,进行数字化转型,做大做强线上业务渠道。第三,借鉴格莱珉银行等新型业务模式,对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发展不完善的业务项目进行补充。文章可为实践部门动态把握数字金融发展状况、加强数字乡村效能、强化农户金融素养、创新金融产品与渠道以促进乡村振兴提供经验参考。

首轮退耕还林补贴到期对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目的】探讨首轮退耕补贴到期对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能够为完善后续退耕还林政策以及促进共同富裕提供决策参考。【方法】基于2019年和2021年河北、四川、甘肃、宁夏以及湖南5省(自治区)1733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借助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模型,实证检验退耕补贴到期对农户内部收入及收入结构不平等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退耕补贴到期对不同受教育程度和退耕规模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异质性影响。【结果】1)退耕补贴到期对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估计结果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2)分别选用不同度量指标替换基尼系数,由不同度量指标所构建的RIF模型均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说明研究结果是可靠的。3)从收入结构上看,退耕补贴到期对农户内部工资性和生产经营性收入不平等的估计结果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对农户内部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估计结果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对农户内部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的估计结果不显著。4)对于不同受教育程度农户而言,退耕补贴到期对小学及以下和初中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估计结果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对高中及以上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估计结果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对于不同退耕规模农户而言,退耕补贴到期对中等规模及以上退耕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估计结果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对小规模退耕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结论】首轮退耕补贴到期在一定程度上会扩大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退耕补贴到期对退耕农户内部工资性和生产经营性收入不平等具有加剧作用,而对内部转移性收入不平等则具有缩小作用。不同类型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受退耕补贴到期影响的差异较大,具体表现为退耕补贴到期会加剧中低学历和中等退耕规模及以上农户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缓解高学历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而对小退耕规模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无显著影响。基于此,本文从拓宽农户就业渠道、促进后续相关产业发展以及进行有针对性的政策帮扶等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与农户相对贫困研究——基于新疆地区624位农户的微观调查

新疆在2020年底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但在后脱贫时代如何减缓相对贫困问题成为新疆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障碍。利用新疆624位农户的调查数据,借助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RIF)模型,探究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50%所设置的相对贫困线下,调研区相对贫困发生率为44.4%,相对贫困综合指数、相对贫困深度与相对贫困强度系数分别是0.260、0.208与0.129;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与采纳程度有助于缓解农户间的相对贫困,且采纳程度能够在采纳行为的基础上进一步缓解农户相对贫困;性别、文化程度、土地规模、是否使用有机肥均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相对贫困综合指数,年龄、兼业程度、是否使用有线电视获取信息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相对贫困综合指数;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在程度大小上存在差异性,在不同维度相对贫困指数方面,相对贫困广度>相对贫困深度>相对贫困强度;在区域层面,南疆>北疆;在土地规模异质性方面,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在兼业程度方面,Ⅲ兼型>Ⅱ兼型>Ⅰ兼型。

老年人多层次转移性收入差距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发现

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缓解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差距是缩小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CHARLS)2018年数据,采用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和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分析来自政府-社会-家庭的多层次转移性资金在降低老年人收入差距中的效果。研究发现:(1)多层次转移性资金是老年人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家庭与社会的占比分别为71.59%、28.26%和0.15%;(2)老年人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约为0.64,政府、家庭与社会转移性收入对不平等的贡献率分别为80.09%、19.80%、0.11%;(3)养老保险制度差异造成了养老金收入鸿沟,政府直接补助和社会捐助对缓解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差距作用有限,而家庭养孩防老模式效果显著。据此,需逐步缩小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待遇差距,建立健全社会捐助渠道,鼓励家庭养老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社会结构变迁、社会资本转换与农户收入差距

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强化了农民的跨地域性流动,使农户社会资本具有越来越明显的脱域性特征,但脱域型社会资本的形成及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没有引起关注。基于此,本文将农户社会资本分解为地域型社会资本和脱域型社会资本,构建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等回归方法,多维度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研究发现,传统的地域型社会资本并未明显影响农户收入差距,而脱域型社会资本更有利于农户收入增加,进而刺激了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论文拓展了农村社会资本理论研究范畴,并为解释社会变迁背景下的农户收入差距找到了新的理论和经验证据。

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方法,通过收入差距、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相对贫困强度3类指标测度了农村居民相对贫困情况,并回归分析了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人口结构老龄化可能加剧农村相对贫困;教育资源、土地资源在优化配置过程中需要适度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否则会扩大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社会资本改善能够缓解相对贫困强度;此外,坚持城乡统筹发展也是缓解相对贫困问题的重要路径。

什么导致了中国城镇家庭的消费不平等

以消费不平等作为反映经济不平等的重要指标,本文系统研究了中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的成因。采用中国跨省区城镇家庭调查数据,基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家庭的收入与净资产的不平等是导致其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此外,户主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宗教信仰以及家庭人口结构等因素也对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有着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

创业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依托“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现实背景,深入剖析农户创业与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内联关系意义重大。文章首先采用数据调查、RIF等多种命题研究分析方法,对农户创业与农户收入差距间的影响渠道与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然后采用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等多种回归检验方法对分析结果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农户创业与农户收入差距间存在正向驱动关系,农户创业水平的提高引致农户收入不均衡状况的加剧;工资性收入差距是导致农户创业扩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主要途径;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效应、民间信贷效应是农户创业影响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重要传导机制。农户创业对于乡村振兴的后续深化实施具有重要作用,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既要注重激发农户创业意愿,也要满足农业现代化需求,从而避免农户内部收入差距过大,阻滞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

收入差距测度和分解的新方法

文章对收入差距测度和分解的传统方法提出商榷,提出能够准确分解收入分布差异并测度其影响因素变化对收入差距贡献度的新方法。该方法构造整个收入分布函数的"反事实"分布,通过RIF函数将收入分布的差异分解为收入组成效应和结构效应,得到各解释变量变化对于整体收入分布变动的贡献度。对1999年和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分布变迁的成因进行分解,发现收入结构效应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农业生产性服务有利于缓解农户收入差距吗?——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方法实证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总体上有利于缓解农户收入差距,直接原因是对低收入群体的增收效应大于高收入群体。异质性分析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收入差距的缓解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和群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对西部地区的减缓效果高于东部及中部地区,对青年组、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组的减缓效果高于中老年组及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组。

子代教育与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等多种回归方法,多维度检验了子代教育对中国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子代教育刺激了农村家庭收入差距扩大,子代教育主要通过收入增长效应和减贫效应机制来促进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且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家庭社会资本和子代社会信任能够缓解子代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负面影响,而子代社会网络却加剧了这种负面影响。在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的双重背景下,需要进一步通过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教育水平和社会资本存量来防止群体固化,进而有效缓解农村家庭内部收入差距。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等多种回归方法,多维度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不仅能够发挥短期减贫效应,还可以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缓解多维贫困,起到持续性减贫作用。另外,本文还借助替代变量法对稳健性予以检验,将倾向得分匹配法和联立方程综合运用于内生性问题的具体处理之中,结果依然支持互联网在减贫领域具备明显正向效应的研究结论。相关研究揭示出:信息渠道、社会资本、银行信贷、民间信贷是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相对贫困的重要渠道。缓解相对贫困对于乡村振兴的后续深化实施具有重要作用。在乡村振兴及反贫困战略转换背景下,既要推进互联网进村入户,提高农村整体互联网普及率,也要着重关注处于深度贫困主体的互联网使用效用性,进而强化互联网使用的可持续脱贫效应,加速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非农就业、信息工具技能禀赋与农户收入差距

依托CLDS2016年数据,利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RIF)方法研究非农就业和两种信息工具使用技能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总体上,非农就业及传统信息工具技能有利于缓解收入差距,而现代信息工具技能则表现为对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对总收入进行分解后,非农就业比例提升将同时缩小非农及农业收入差距;传统信息工具技能提升仅对非农收入差距有缓解作用;而现代信息工具技能提升将带来农业及其他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中介视角下,仅现代信息工具技能在非农就业影响农户收入差距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收入分位视角下,非农就业及传统信息工具技能均表现为以高收入组参考,对低收入组家庭更强的增收效应,而现代信息工具技能则相反。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影响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的在于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缓解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对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变革,并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互联网经济发展对效率和公平产生深远影响,并深刻改变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那么,互联网技术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能否缩小农户收入差距?厘清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对于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积极作用、平衡和促进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文章基于CGSS2015的调研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RIF),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讨这种影响在不同情境下的异质性。研究表明:第一,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扩大农户收入差距,并且农户受教育程度较高时,互联网使用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更明显。在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互联网发展程度较高、社会信任水平较高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更显著。第三,进一步分析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过程后发现,高收入农户的互联网使用频率和互联网使用回报率显著高于低收入农户,这是互联网使用扩大农户收入差距的内在机制。与已有研究相比,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基于互联网普及带来的“数字鸿沟”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为理解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提供新的视角,扩展收入差距理论的研究范畴;基于区域差异和制度环境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为缓解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和决策依据;从互联网使用的获取差异与回报差异的视角分析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过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内在机制。

基于面板数据的无条件分位回归方法与实证

文章讨论了含个体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无条件分位回归的建模问题。通过对数据进行差分运算和对无条件分位回归再中心化影响函数的计算,获得了面板数据无条件分位回归的点估计表达式,进一步利用Bootstrap重抽样技术给出了一种简单的置信区间估计办法。并通过计算机蒙特卡洛模拟,详细比较了无条件分位回归估计与条件分位回归估计的异同。通过结合各省市人均消费性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无条件分位回归估计能更好地解释实际的消费情况。

精准扶贫政策对降低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测度——基于RIF方法和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通过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我国有效消除了绝对贫困,成功实现了全面小康社会。然而,关于精准扶贫政策对中国农村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却存在不同观点。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若干年份数据,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方法和双重差分法,深入探究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传导机制及异质性,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显著缩小了农村收入差距,并通过相关稳健性检验;精准扶贫政策产生的“降差”效应是通过激发几个传导机制,如提高贫困农户就业规模、转移收入水平以及人力资本等,从而实现农村收入差距的缩小;异质性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对高受教育、党员身份以及风险规避户主农户家庭的政策效果更加显著。这一政策对中东西各地区都有显著影响,但以中部地区收入差距缩小效应最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