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选择“再全球化”作为2024年公共论坛主题

中国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也将继续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4月4日,世贸组织在官网上刊登消息,世贸组织将于2024年9月10-13日在日内瓦举行2024年公共论坛。今年的公共论坛以“再全球化:更好的贸易促进更好的未来”为题,还将设立“绿色政策使贸易利益最大化”“服务贸易促进发展并增进福祉”“数字化是包容性贸易的催化剂”等分论坛,探索“再全球化”如何更好地帮助实现包容性贸易,推动贸易的益处能够惠及更多人群。

揭秘“去全球化”和“再全球化”:理解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结构性力量

本文旨在揭示“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和“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这两个新兴概念的隐含含义。这两个概念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目的是试图削弱中国在世界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贸易和供应链中的优势结构性地位。本文认为,可以将去全球化理解为“对华脱钩”或“对华去风险化”的隐性类比,而再全球化则意味着试图重组或修改中国享有优势地位的现有世界经济模式。再全球化似乎代表着一个由高科技竞争和大国竞争主导的全球化新时代。面对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中国一方面要巩固其当前在世界经济中来之不易的结构性地位,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塑造正在形成的新经济秩序。

2015年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报告--美国“再全球化”战略和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

2015年第四季度既是中国经济冲刺"十二五"收官的关键时期,也是面向"十三五"的重要准备期和过渡期,在经济运行、宏观政策、体制改革方面表现出一系列的新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蓄势待发。而同在这个时期,美国启动了加息进程,经济政策整体回归常态化,并为其新供给体系的建立和国际分工体系的完善创造了重要条件。当前,世界经济运行态势分化,表现不一,但国际产能合作、资产风险管理和质量效益导向,是各国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从逆全球化到再全球化:全球教育治理的应然转向——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审视

全球教育治理在不断加速和深化的同时,也显露出一定的逆全球化态势,而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则将该现象推向了顶峰。在此期间,国际组织的治理话语趋于式微,单边主义的治理倾向增添壁垒,日趋增加的治理风险引发间隙。全球教育治理的内在逻辑要求其实现从逆全球化到再全球化的转向,指向再全球化的全球教育治理需要在理念上基于在地性、回归多边性、坚守安全性,并在行动路径上建立循环反哺的实践机制、完善长效联动的协同机制、健全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

中国崛起对新时代再全球化的意义刍议

当下各种逆全球化现象不过是全球化的阶段性调整,全球化将在新的世界格局下重新进行组织。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支持全球化,中国模式在第三世界形成示范效应,都将改变近代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属性;在社会矛盾的压力下,新自由主义"小政府"或将进行国家职能重建,再全球化将随之进入利益协调阶段;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崛起和新兴工业国家谋求世界地位提升的努力,正在改变全球化"中心—边缘"格局,再全球化将更趋国家间平等;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更多内陆国家进入全球化进程,再全球化将突破近代全球化的海洋属性成为海陆融合发展的全球化。再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在发展动力、发展模式、发展理念等方面都将作出重要贡献。

SABIC出席2022博鳌亚洲论坛:秉持协作精神,推动世界经济“再全球化”

前不久,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BFA)2022年年会期间发出倡议:推进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再全球化”。2022年,SABIC连续第14年携手论坛并连续第3年以荣誉战略合作伙伴身份参会。公司再次呼吁各界伙伴秉持协作精神,以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类重大挑战。

再全球化下的中国式跨越——中美贸易摩擦与高科技之争

随着贸易战第一枪的正式打响,美国导向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头已经不可逆转。在特朗普政府逐渐将矛头更有针对性地集中指向中国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认识到科技力发展的瓶颈。作为推动再全球化的主体与倡导者,中国需要摒弃零和博弈,构建新型合作秩序,提升高科技产业和知识产权领域的竞争力,实现中国式跨越。

制度型开放与“再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

当前,经济全球化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并进入重塑国际制度体系“再全球化”的发展新阶段。从发展历程来看,作为制度与开放的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动态发展的关键在于开放。经济全球化既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开放的制度”,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的开放”。制度型开放包括制度的内涵型开放和外延型开放。制度内涵型开放旨在通过不断破除制度的自我锁定来实现制度的有序演进和成员权益的动态调整;制度外延型开放旨在通过不断推动制度之间的对接来构建相互协同的全球制度网络。在可能较为漫长的“再全球化”进程中,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保障的全球制度将面临改革和重塑,全球要素和资源将面临重新配置,全球分工体系将面临系统性重组,从而达到合理分配全球化收益的新的制度均衡,实现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之治。

地缘经济割裂、再全球化及中国的应对

近年来,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面临着来自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等因素的严峻挑战。这些因素导致的地缘经济割裂成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持续性威胁。需要以全球化发展为切入点,探讨主要经济体在应对全球化的态度和发展路径上的多元取向,分析全球化和地缘经济割裂所带来的经济成本,明确基于全球经济网络的地缘经济割裂发展实践是不可持续的。在当前背景下,推动“再全球化”成为一种有望减轻地缘经济割裂带来挑战的方法。通过促进国际贸易和更深层次的全球价值链协作,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再全球化”并非等同于无序的全球互动。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和积极贡献者,中国在推动“再全球化”进程中将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再全球化与中国企业“出海”新机遇

全球化格局急速变化,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加快演变,中国启动全球化再布局,以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企业“出海”成为新的热潮,从“出口”走向“出海”,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扩大,新能源、电动汽车、光伏等行业的中国本土企业加速走向国际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全球化、逆全球化、再全球化:中国国际法的全球化理论反思与重塑

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实践背景下,在国际学术界对于全球化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和阐述之时,中国国际法学者对于全球化的现象、影响,尤其是全球化带来的国际法结构、主体、进程、价值变革等法律问题进行了研讨。这些研讨一方面拓展了国际法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存在宏观判断不足、独立思考欠缺的短板。随着全球化在实践之中碰到越来越多的阻碍,逆全球化成为国际社会不可逃避、不容忽视的现象。这就需要在观念上认清理论的内涵与边界,廓清对理论的迷茫和误解,提升学术理论界的理论自觉与学术努力。如果能够充分利用中国独特的实践资源激发理论创新,提升对全球化各层次表现与规律的理论自觉,促进对全球化各层次的问题进行反思性探索,则不仅中国国际法学界的理论发展会有更充实、扎实的学术成果,而且也能够凸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国际法的未来所进行的深度思考、价值引领、观念提升等积极的作用。

贸易再全球化的方向

地缘政治对一些供应链环节造成了严重破坏,但贸易专家警告说,现在谈论全球化的终结还为时过早。以下是国际贸易开始转变的一些方式,或许预示着更长期的调整。

数字全球化发展趋势与中国担当

数字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种特殊形态,当前正在进一步快速发展,具体表现为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经济、社会等领域,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相比于传统形态的全球化,数字全球化发展更迅速、更深入、更广泛、更直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数字全球化与再全球化相互激荡,二者互为动力、互相助力。数字全球化推动数字技术的竞争与升级,推动数字产业的普及与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全球数字能力的提升。数字全球化为中国引领再全球化创造了机遇、提供了平台,在数字技术、数字产业、数字能力三个维度为中国引领再全球化赋能。未来,中国应当以人民为中心,通过提高人民的数字利益,以构筑美好的数字生活新图景为根本目标,积极推进数字全球化,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再全球化进程。

后疫情时代“再全球化”进程中的知识产权博弈

新冠疫情引发的“逆全球化”现象只是暂时的,它实际上加速了本已存在的“再全球化”进程。疫情引发世界范围内对公众健康、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等公共议题的关注,也加深了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解,有利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共利益维持之间获得平衡。在后疫情时代的“再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应在以下几方面更加重视:一是重视生物、信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发展,拓宽知识产权保护范围,集聚全球创新资源;二是维护WIPO和WTO/TRIPS多边机制并推动其改革,推动建立更加开放、包容和公平的国际知识产权新秩序,以及推动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格局;三是利用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提供的契机,通过多边、双边、周边和“小多边”机制发展对外经贸关系;四是进一步深化改革与开放,发挥知识产权保护在促进创新和优化营商环境中的作用,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

“再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角色——以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为例

从历史角度理解中国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需要更加包容的分析框架,将中国视为全球化的一个内在变量,将中国崛起过程视为一次重要的"再全球化"进程。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一方面暴露了旧有全球化模式的弊病,另一方面却也催生出新的"再全球化"力量。在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三次历史进程中,中国更加积极主动,从被塑造走向塑造。总结梳理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可以揭示中国从全球公共产品消费大国向供给大国转变的轨迹。新形势下,成为积极的全球治理补位者,而不是缺位者,以王道姿态惠及他国,是崛起中国的全球责任。

从经济全球化到“再全球化”--基于“一带一路”的战略思考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经济全球化逆转趋势,给全球经济带来新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交错是国家、资本和劳动三方利益博弈的结果,经济全球化是资本借助民族国家力量实现自身的扩张,逆全球化则是劳动者借助民族国家对资本转移的反抗。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造成外围国家的贫困陷阱和中心国家的长期经济停滞,这两重危机使得逆全球化成为普遍选择。但是这并不符合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要求,外围国家要摆脱贫困、中心国家要走出经济停滞,需要寻找全球化的替代方案,中国引领的"再全球化"是一个选择,这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逆全球化? 再全球化?

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暴发给全球化带来挑战与机遇。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疫情蔓延扩散本身就是全球化的突出表现,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全球化受挫放缓,人员流动的全球化受阻隔绝,给全球化造成巨大冲击。借炒作疫情,质疑、反对全球化的"逆全球化"浪潮卷土重来,"脱钩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然而,经济规律与技术进步决定了疫情不会导致逆全球化。全球化是时代潮流、大势所趋,并不会走向终结。相反,标志着全球化扩容升级的"再全球化"将在疫情中加速到来。未来,中国需要在国际抗疫合作中不断以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来推动高质量发展,继续引领再全球化拓展进步,为全球化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美国“再全球化”战略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

2016年开年,世界经济展示出的是"不确定性"。美国经济开始深化"需求侧"调控,但总需求保持强劲,而供给体系则意外出现波动。中国经济启动"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艰难起步,但需求增长与经济基本面复苏存在偏离。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构建财税、货币政策搭配框架,以提升"供给侧"调控的作用和效率,应对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挑战。

“再全球化”进程中的知识产权博弈

新冠疫情中的“逆全球化”现象与“再全球化”2020年伊始,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并引起了关于全球化问题的大讨论。追根溯源,“逆全球化”实则是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概念,两者为矛盾的统一体。

逆全球化、再全球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立足于政治经济学的视阙,科学阐述了工业革命以降世界历史发展的三个重大理论问题:世界历史的主线是民族国家的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的动力是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的矛盾斗争;世界历史的形态是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二元分立。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是对西式全球化形式上的表象否定,在逻辑上绝非天然的“反资本主义”或自然的“社会主义路向”,相反,其实践旨趣是要重构对西方有利的“有选择的全球化”。中国出场下的“再全球化”是对西式全球化本质上的根本否定,扬弃了资本逻辑的非理性内核,创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资本全球运作、全球流动,是一种新型的“包容性全球化”,第一次为人类提供了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范式,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