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道德风险的校企合作创新序列机制设计:一种不可再协商契约的视角

在不可再协商契约条件下,通过设计契约中的序列机制,实现校企合作双方真实披露其私人信息,从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促使研发投资达到最优。合作创新序列机制能够提供诱因(或威胁),促使双方自觉放弃投机行为,产生有效的交易结果,使双方的专用资产投资达到最优水平。

基于备份路由实现主动网资源预留的再协商

论文讨论了基于备份路由实现主动网动态资源预留的再协商及其相关算法。利用主动网的可编程特性,对已预留的资源通过协商利用路由表中的备份路由替换原有的路由,为新的资源预留请求让出资源,从而加快协商速度,使网络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要求,提高网络的利用率。

再协商情形下肉类加工企业与养殖户间的交易契约设计

建立了双方无法承诺不再进行协商情况下的契约模型,研究表明:①养殖户和企业对合作剩余差额的均衡份额是双方折现因子、契约事先规定的分配比例的函数。当再协商次数有限时,若双方的提议都被拒绝,事前的讨价还价能力越高者,其均衡份额也就越大,但是当再协商的次数趋于无穷大时,双方的均衡份额均趋于一个常数,此时双方事前的讨价还价能力高低将无法影响双方的均衡份额。②契约再协商可防止双方在信号传递机制中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双方的支付组合位于帕累托效率边界上,但是双方事前的专用投资及养殖户的努力水平却低于最优水平。

契约再协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一种优化机制

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订单高违约率,使这种有效的市场组织模式面临严重障碍。农产品契约本身的不完全性决定了法律手段解决这一障碍的无效性。契约再协商是一种通过契约双方针对具体履约情况适时变更合同来保证契约执行的事后保证机制,在这种机制的运行操作中,农户和公司的谈判幅度不同,使得他们各个解决问题的倾向也不同。同时,不同情况下的契约再协调所产生的利益变化也不相同。只有保证了有效的契约再协调的方向,才能使这种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优化机制作用得以发挥。

契约实施机制与契约再协商——以近代四川自贡盐业契约为例

契约的实施机制能够有效保障交易双方的契约得到稳定和准确的履行,是实现契约交易的关键,其中不完全契约的实施机制尤其重要。对四川盐业历史资料的整理发现,即使交易双方遇到的情况契约实施机制无法解决,双方并不是马上选择违约惩罚或是对簿公堂进行法律裁决,而是在一定范围内选择契约再协商,通过契约的调整或是修改契约部分内容来实现契约的继续实施。研究清代四川自贡的盐业企业家如何保障契约稳定实施与履约,对于当今企业融资、企业之间合同的签订和履约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可再协商业务在移动多媒体ATM网中的应用

本文分析了可再协商业务的软QoS特性 ;讨论了移动多媒体ATM网的接入模型 ;提出了支持可再协商业务的接纳控制算法 ,分析了该接纳算法所能实现的软容量及链路利用率 .从分析结果发现 ,可再协商业务的软QoS性能大大提高了接入系统的性能 .

情事变更视域下再协商义务的理论构建

我国《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审稿)第323条首次规定了再协商义务,但其具体的制度设计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就义务性质而言,情事变更视域下的再协商义务应当定位于真正义务、附随义务、手段义务和双方义务.对于是否违反了再协商义务的判断应从协商过程整体上得出结论,而非局限于某一点或者通过体系的动态化来实现.总体而言,再协商义务具有增进效率、利于私法自治、正当化法院的调整权、应对缔约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多种功能.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的再协商义务应当定位于真正义务,补充规定违反再协商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和协商义务人的中止履行权.

公路特许经营合同不完全下的再协商及其负面影响分析

特许经营合同的不完全是特许经营制度发展出现障碍的一个内生的缺陷,公路特许经营合同的再协商办法的决定范围比纯粹的建筑工程中的合同变更范围广,因此,更需要在优化合同条款的设计、保障招投标的竞争性以及加强外部监督等方面降低不完全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PPP项目合同再协商规则探析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合同具有关系合同和不完全合同的特征,政府与社会资本存在密切合作关系,合同内容在履行过程中可以动态调整,救济方式是尽量使合同能继续履行。在PPP项目合同履行中,当事人进行再协商是不可避免。PPP项目合同可在合同中约定当事人有合作义务和诚信协商义务,并对再协商的触发条件、目标、程序及不履行再协商义务的责任及无法达成新协议的后果进行约定,避免一方当事人利用再协商机制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保障PPP项目顺利进行。

情势变更原则下商事合同强制再协商之商榷

《民法典》第533条在情势变更制度之下加入了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再协商的表述。学界对于再协商的定性问题讨论得如火如荼,权利说抑或义务说无疑都默认再协商系强制性前置程序。但是该条并未区别民事行为与商事行为,忽略了后者的营利性目的。通过对再协商一般民事上的功能进行考察以及在商事合同视域下对再协商制度当事人利益权衡、可操作性、可替代性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强制商事合同双方再协商并不合理,所以宜将其认定为指引性规定,否定其强制性效力。

论减轻损失规则

减轻损失规则的重要内容是减轻损失义务,包含两方面的意思:第一,原告有义务采取积极措施(positive steps)将被告违约所致损失降至最低范围;第二,在被告适当履行合同的情况下,原告实施某些行为是适当的,但在被告已经违约的场合,原告倘若再实施这些行为,就会不公正地扩大违约造成的损失(unjustifiably augment the loss)。减轻损失义务大多源自法律的规定,也有基于当事人的约定产生的情形。减轻损失的措施可以类型化为停止履行、替代安排、守约方与违约方再协商、继续履行。守约方应当采取什么样减轻损失的措施,要取决于周围情事。其措施是否适当,宜以一个理性人、经济人的认识作为判断标准比较合理,并且对这种适当的要求不宜太高。在程序方面,要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做出事实的认定。是否需要将选择措施之事预先通知违约方,主流观点主张,虽然通知并非“坏事”,但这充其量只是看整个行为是否合理的其中一个因素,而且不一定是重要因素。守约方采取减轻损失的措施支出的合理费用,应由违约方负责赔偿。守约方违反减轻损失的义务,不向违约方就此承担违约责任,但由此扩大的损失无权请求违约方予以赔偿。

智能合约环境下最优合同的实现机制

智能合约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其技术属性可以激励或约束缔约主体的行为,促成最优合同的实现。其一,验证交易条件是智能合约进入执行状态的前提,这能够确保状态独立类型交易的安全性。其二,智能合约降低了获取信息成本以及重复性交易成本,推进了普适性商品的市场化交易。其三,对于多环节构成的交易,智能合约缩短了上下游交易进入合同执行状态的时间间隔,完整交易链条在较短时间即可形成,提高了变更合同条款的成本,制约了缔约主体的再协商行为,增强了初始合同的完备性。智能合约凭借技术优势,通过影响信息充分度和执行灵活度,减少了合同不完备性引致的机会主义行为,有利于最优合同的实现。智能合约佐证了不完全合同可以是最优合同,提高了实时交易、普适性商品交易和多环节交易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民法典》情势变更解读

依托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的关系进行了规则重构,赋予受不利影响一方当事人再协商的权利,并增加了仲裁作为救济途径。后者在立法体例和制度概念上明显更为具体和明确,通过对情势变更条款规定的立法比较,明确其立法积极意义,以期能对法律适用有所帮助。

经营者持股的理论依据述评

一、交易成本与合同的不完全性 产权经济学起源于科斯于1936年所写的那篇著名的论文《什么是企业》,文中科斯提出了市场上的交易成本和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是不一样的这一著名设想。科斯认为,市场上的交易成本有可能过高,而放到企业内部则会下降,因而简单的趋利动机就可促进企业的形成。但是,科斯乃至后来的众多产权经济学家并未解释出交易成本的确切含义以及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直到哈特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出现。哈特认为,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就在于合同的不完全性。如果合同是完全的,机制设计理论就总能设计出最优的合同。

日美“再编”协商与日本安全战略调整

源于美军全球部署调整的驻日美军“再编”协商,经过日美双方三年多的磋商,终于在2006年5月初签订了“最终协议”,正式确定了驻日美军及有关自卫队的重新部署的日程与计划。这一过程透射出,日本正在谋求借此“再编”之机积极调整其自身的安全战略,谋求军事崛起和政治大国化的资本。从结果看,“再编”将给亚太安全格局增加不稳定因素。

《民法典》情势变更制度的体系构造与程序要义

相较于《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所规定的情势变更制度在体系构造上既有守成也有创新,具备相应的法律意义和进一步研究空间。不可抗力制度与情势变更制度可以实现功能互补;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时不能适用情势变更制度,而应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的规定;在因履行费用过高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可能在法定解除权、司法解除权与情势变更制度之间形成竞合;第三人原因能否引起情势变更制度需以情势变更制度的内部构造和体系构造进行审查。情势变更制度不直接发生免责效果,其与违约责任的承担分属两个阶段。情势变更制度中的再协商程序是倡导性规范,可以通过调解制度融入我国司法裁判。

国际体育仲裁中不可抗力规则适用研究

国际体育仲裁中不可抗力规则由客观事由、履行不能、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和影响范围等五项要素构成。不可抗力规则在仲裁实践中存在三个方面的适用缺陷:不可抗力事件和不可抗力规则相互混同,不可抗力事件所引发的履行不能与情势变更的法律后果规定不明,以及再协商义务的定性缺位。国际体育仲裁中不可抗力规则的完善应注意区分不可抗力事件与不可抗力规则、不可抗力条款、不可抗力后果四项不同的法律概念,凝练不可抗力事件导致履行不能与情势变更不同的法律后果,并将再协商义务界定为法定前置程序。

论我国情势变更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情势变更制度究其本质是对契约严守原则的修正和补充,乃实质正义的体现,但该制度在我国从引进直至发展至今,一直争议不断。学理上,该制度与不可抗力、商业风险之间的界限标准争议颇多,“再协商”程序的强制性与立法原则相悖;实务中制度适用程序严苛,导致制度功能弱化,司法效果失之公允,制度被悬而不用等问题时有发生。为解决这些争议,我国未来的立法与法律适用中应采取完善措施:严谨条文规定,具化法律效果规定;与不可抗力的重合场合,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对商业风险交叉类型具体化,限缩解释“可预见性”;改善程序性规定,为制度适用解缚;去除“再协商”的强制性,交还当事人的自由选择权。以期完善我国情势变更制度。

新冠疫情期间情势变更的适用--兼评《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

对于有涉合同利益的普通民众而言,新冠疫情暴发属于无法预见的非商业风险,疫情致使合同内容显失公平,即可适用情势变更规则,但应先根据合同受破坏程度,对情势变更和不可抗力进行区分;若当事人已约定情势变更条款,且该条款未触及特殊群体利益,即可排除法定情势变更规则的适用。情势变更的法律效果为合同的再协商、变更或解除,其中再协商不宜被理解为法律义务;当事人再协商未果,法院应及时判决变更或解除合同,以此协调私法自治原则和公平原则之间的矛盾,避免不当倾轧当事人的“意思自决”。

基于博弈论视角的银行对公司的相机治理研究

笔者通过建立一个四时点模型分析了银行在企业存在资产置换道德风险情况下的最优对策选择问题,得出:银行在清算和债务再协商之间的选择取决于银行事中对企业监督所获得的关于企业投资项目收益的信息以及对企业进行清算的清算价值的大小,对企业进行清算并不总是最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