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批判方法的再现实化

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首次明确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这个隐藏于批判主题下常被忽视的变化,成为马克思从费尔巴哈总问题必然地走向黑格尔总问题的开端,即从解构式批判到建构式批判的过渡。马克思正是借助对黑格尔异化概念的“批判的形式”和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肯定和再现实化,才创立起真正的批判方法,意识到黑格尔思辨哲学与国民经济学异化现实的同构关系,辩证地揭示出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和历史意义。正是马克思的批判引入了更具现实性的“历史性”维度,才为超越费尔巴哈的伦理逻辑、迈向唯物史观提供了理论契机。

霍耐特对黑格尔国家观的重构

霍耐特对《法哲学原理》进行了重构和再现实化,以便阐明一种不同于根本上可称之为"国家正义论"的黑格尔法哲学。为此,霍耐特首先将黑格尔著作的目的视为重构个人自由实现的正义制度,又将其结构视为兼具三分法逻辑考量又暗存二分法实质的调和物,从而剔除了黑格尔法哲学备受指责的形而上学,最终将其诠释与重构为现代规范理论的伦理学。接着,霍耐特使用历史社会语境与理性思考之间的反思性平衡方法,借助"社会自由"概念,把黑格尔法哲学再现实化为"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重构了西方现代政治生活的规范性基础。霍耐特将黑格尔经过家庭、市民社会到达国家的精神本体论展开结构,发展为在个人关系、市场经济和民主决策这三个并列又互为前提的领域中重构社会自由的实现机制。但是,霍耐特在抛弃作为伦理理念之现实化的国家之后,如果不借助实质性国家概念或逻辑学推演过程,还能否真正解决时代诊疗提出的病症,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