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再疆域化”——十九世纪传教士在中国的翻译

从十九世纪初到十九世纪末,清帝国逐步衰落,被西方列强一步步地"去疆域化",在随之而来的"再疆域化"过程中,从《圣经》到科学,到法政,传教士的翻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翻译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重要途径,也是西方对中国的"再疆域化"。传教士试图通过对西方文明的介绍,打破中国人传统的自我中心的疆域观念,让中国重新定位自己的位置。

东北沦陷区殖民统治下的强权文化机制论说

日本侵略者在其14年的殖民统治中,虽然完成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再疆域化,但文化的再疆域化并非那么容易。由于日本族群地理形态的影响及其对单一身份的认同观念,使日本军国主义向外扩张、侵略他族时,也企图用其暴力文化观念和单一身份认同,以及制定一系列的强权文化机制改变其统治下的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系统,这就必然会在殖民/被殖民、统治/被统治之间产生极大的偏差与对抗。在侵略者对东北沦陷区文化再疆域化过程中,中华民族多元共生的文化传统和兼容并蓄的文化精神,为东北沦陷区的广大民众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强权文化机制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力量,使侵略者的文化殖民最终以失败告终。

“风景”与“生态”:新农村电影中“流动现代性”

农村题材电影中农村风貌的变迁见证社会的发展。近年来出现的农村电影以不同的视觉呈现与主题表达洞悉农村所出现的新变化。风景与自然的影像呈现出新型文化与生态意识,摩托车、卡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穿梭其中,携带着不同的文化经验往返于城市与乡村,在现代与传统接壤的缝隙中逐渐模糊了乡村的边界。因此,将“风景”作为方法,借用“去疆域化”和“再疆域化”理论,通过农村影像中作为现代性载体的“器物”来审视时代的变迁,探寻当下农村现代化的演变之路。

《教父》中迈克尔·科利昂从叛逆走向回归的原因分析

美国作家马里奥·普佐的小说《教父》1969年出版后引起了广泛关注。运用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去疆域化和再疆域化理论对迈克尔·科利昂的人生历程进行分析:成为新一代教父的迈克尔无疑是冷酷无情的罪犯,但是我们在感情上却很难断定到底是憎恨还是同情他,他是魔鬼还是天使?在评价他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到他的性格发展经历了从叛逆到回归的过程,应该考虑促使他走上再疆域化过程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他既是魔鬼,又是天使。

重构家庭:弗朗索瓦·欧容的复沓与延续

在弗朗索瓦·欧容的作品中,“杀死家庭”与“定格家庭”的双重隐喻的复沓与延续使他能够在商业电影与作者电影中游刃有余。这一隐喻在“解域家庭”与“再疆域化家庭”中得以完成,既象征着对父权制家庭体系的逆反,对激进因素、身份的包容,反之又强调了家庭的中心地位,让整个电影与法国共和政体相呼应。因而除开对类型片元素的杂糅与应用,这才是欧容成功的核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