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再组织化与村级治理有效——基于湖北“雁子工作室”治理经验的实证分析

村级治理有效不仅需要基层组织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还需要将农民组织起来,发挥村庄内生性禀赋优势。基层治理转型期,自上而下的治理压力和细碎繁琐的治理事务对村干部精力和注意力的挤占,弱化了村干部组织农民参与治理的能力。对湖北恩施“雁子工作室”治理创新的田野调查发现,在对农民进行行政性的整合基础上,通过再组织化机制实现治理对农民的社会性吸纳,是治理有效的重要路径。“雁子工作室”通过细化治理单元、再造组织载体、优化权责分配重塑农民参与治理的组织结构,健全农民参与治理的制度保障和路径支持。再组织化的核心是激活基层治理的“社会性”属性,通过治理结构的社会性嵌入与调整、治理主体的社会性动员与吸纳、内生性社会资本的激活与整合,再组织化再造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中间结构”,在提高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效率和社会的自主治理能力基础上,推动村级治理有效。

迈向服务型社区治理:整体性治理与社会再组织化

如何实现社区的善治,重建社区生活共同体,成为当前政府、社会、学界等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由于当前社区类型的多样化、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社区公共事务冷漠化等社区"碎片化"问题,社区治理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型社会主义国家"中更显重要和紧迫。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视角,以社会的再组织化为路径,通过形塑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发展新型社会组织,培育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构建建立新社会服务体系等,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的深度整合,创新社区治理体制,才能形成一种协调、整合、分工、合作的治理格局。新的治理方式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促进社区公平实现的可能,并最终迈向服务型社区治理目标。

社会再组织化与代表制度的重塑——垫江“两代表一委员”联系群众制度探析

转型中国正面临着社会再组织化的重构,这必然会带来公私领域在管理方式、互动模式以及更深层次权力结构的深刻调整。本文从这一视角解读重庆市垫江县的"两代表一委员"联系群众制度,认为这一制度创新的治理价值不仅在于将法律文本的制度设计长效化,更在于它对于政治系统的全面影响,主要体现为转变自上而下的单一政治沟通方式和再造以科层体系为主体的政策生产结构。通过"两代表一委员"制度平台收集的反映事项总体呈现抛物线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其制度绩效,特别是那些交办部门具有较强资源供给的反映事项,由于信息可及性提高的情况下能够迅速、有效地得以解决,反之科层组织则通过项目整合或解释告知的无效反馈。这一制度创新存续还需要在若干关键问题上进行突破,包括再组织存续的内在激励机制、与政府科层组织的权力对接环节以及与现有自治组织的社会兼容问题。

社会再组织化:城市居委会新功能探析

城市居委会在承担社会再组织化任务时具备其优势,同时也遇到挑战。城市居委会制度自建立以来即被赋予了社会组织化的责任,并且这一责任在其后的系列政策文件中得到重申和强化。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居委会在社会再组织化中的功能一直受到重视。法团主义理论为城市居委会担当社会再组织化的重任提供了理论支撑。居委会完备的组织体系为发挥社会再组织化功能提供了现实条件,但也存在一些阻碍因素。城市居委会应当在社区的社会再组织化中担当枢纽角色,以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党建引领市域社会再组织化的逻辑与路径分析——基于浙江省地方治理经验

市域作为我国国家治理的关键环节,关系着社会秩序与活力,因而市域社会治理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立足我国的治理场域,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重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而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是解决好市域社会的再组织化问题。文章以“政党-社会”关系为视角,结合浙江省地方治理经验,揭示新时代党建引领市域社会再组织化的内在逻辑及具体实践路径,进而把握党建在社会治理中的关键作用和未来走向。

辐射型治理: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的运行逻辑与范式创新——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的经验观察与理论分析

以“枫桥经验”发源地基层社会再组织化实践创新为例,探讨原子化社会个体如何重新嵌入社会网络,实现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研究发现:第一,基层社会再组织化遵循“创造接点-延展曲线-重构网络”的规律,呈现出递进性和动态性的双重特征。第二,利益、地域、情感、职业、价值分别构成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的五种具体形态,分化的需求是推动再组织化形态产生差异的驱动机制。第三,中国基层社会再组织化形成了“同心圆式”圈层结构。处于内核的政党圈层以权威为内核,借助价值嵌入生产价值动员型再组织化;处于中间的个体圈层以利益为牵引,依托利益吸纳生产利益吸纳型再组织化;处于外围的社会圈层以关系为黏合,凭借关系生产助推由地缘、业缘和情感等因素生产出关系互动型再组织化。第四,基层社会“同心圆式”再组织化结构,彰显了“辐射型治理”的中国智慧。从不同于科层思维的“政党-个体-社会”关系视角看,基层社会再组织化有价值动员、利益牵引、关系互动三种内生驱动机制。

社会转型视域下收入分配改革新思考——基于社会改革的维度

收入分配问题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系统性突出问题。面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复杂性和任务艰巨性,需要从本质上把握收入分配改革在现代社会发展变迁和社会治理转型中的属性意涵,并以此为依据整体上构建收入分配改革逻辑的框架和理路。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演变模式脱离了传统社会的既有轨迹,同时对传统的治理逻辑提出了挑战。收入分配改革是内嵌于现代社会发展和治理转型背景下整体性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二者具有发展进程的同步性和改革逻辑的自洽性。社会改革的思路在收入分配改革中的作用和地位应得到必要的强化和彰显,通过社会自治、多元治理及再组织化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制度基础、机制路径和公正载体,并以社会改革带动整体改革,逐步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现代社会的顺利转型。

新中国70年社会组织方式的三次变化

社会组织方式变化是理解中国独特发展道路成功秘诀的重要维度。新中国70年社会组织方式经历了三次变化。1949—1978年经历了第一次变化,中国从一盘散沙状态走向高度组织化,所有社会成员按照国家意志被整合进统一的组织形态中。第二次变化从1978年开始,从高度组织化转向去组织化,是对原有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突破,给社会成员松绑,让人们获得较大的自主权。第三次变化是在去组织化的同时,社会成员重新组织起来,进行再组织化。社会组织方式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变化,在保持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的同时,又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重大公共危机下空间治理机制及其实践逻辑——基于上海市J社区抗疫的考察

重大疫情防控凸显基层社区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是社会再组织化为共同体的时代特征,重大公共危机下的空间治理通过社区网格所形成的共同体是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的新型组织形态,在此基础上涌现形成的空间治理机制是我国面对风险社会的重大治理策略。空间治理机制是指在社区网格内,统合人、事、组织、资源、价值、技术等要素,促成政府、社区、驻区单位、居民等共同治理的结构关系,它具有强组织化、动员范围广、以网格空间为最小治理单元等基本特征。在社会结构调整和重塑的进程中,生活网格和整体网格的构建、情感共同体的形成是重要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