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监管、盈余分布变化与盈余管理——退市监管与再融资监管的比较分析

通过考察第四季度引起的盈余相关指标分布变化,本文比较分析了上市公司针对退市监管和再融资监管采取的盈余管理行为。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基于"相对指标"的再融资监管,上市公司规避基于"绝对指标"退市监管更容易提前操作;相对于"收益性"的再融资监管,上市公司规避"损失性"退市监管的动机更强。本文发现,不论针对哪一种市场监管,前三个季度的盈余相关指标比较接近监管阈值的公司实施了盈余管理行为。

再融资监管制度变革、股权再融资与企业现金持有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服务于企业创新和技术进步的直接融资市场成为当下的重要议题。以往研究发现,高无形资产密集度企业集中于高技术产业,有持续的负净现金流,有更强的动机持有现金却常面临外部融资难以支撑其现金持有需求的问题。本文发现,2006年股权再融资监管制度改革后,高无形资产密集度企业相较之前能获得更高的现金储备。机制检验发现,股权再融资监管制度,特别是非公开股权再融资监管政策的放宽对高无形资产密集度企业进行股权再融资,从而积累现金的正向影响更强,表明股权再融资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功能愈发完备。本研究证实了高无形资产密集度企业更依赖股权再融资建立现金储备,为理解股权再融资监管制度改革的意义提供参考。

再融资监管促进企业理性投资了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2007-2016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中国再融资监管制度是否促进了企业的理性投资行为.研究发现:上市企业投资决策符合资本成本约束的理性准则,表明中国权益市场中存在普遍的市场约束力量;但企业再融资后投资理性程度明显降低;对监管失效的原因分析表明,企业投资理性程度下降受到事前融资动机和事后募资投向变更的影响:监管规则对事前再融资动机缺乏有效把控,导致再融资资格出现错配;而对事后募资用途的监管不严,则导致部分企业对募集资金的用途进行随意变更,使得企业投资理性程度降低.研究结论为完善企业投资决策自治机制、优化权益再融资监管、促进资本市场改革提供了实证依据和一定的现实启示.

基于监管性质视角的盈余管理行为差异研究

本文选取2009年至2013年沪深两市进行股权再融资(包括配股与增发)以及被特别处理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模型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模型,对比研究两种不同的监管性质——再融资监管与退市监管下,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差异。研究表明,在市场监管下,我国上市公司同时实施了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相对于再融资监管,退市监管下的上市公司利润操控程度更高;两种监管性质下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隐性化程度都较高,但退市监管下的上市公司,其隐性化程度略低于再融资的上市公司。

利好政策密集出台 底部特征明显

自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以来,利好政策开始密集出台。8月27日财政部、国税总局、证监会推出政策“组合拳”活跃资本市场,内容涉及证券交易印花税实施减半征收、优化IPO、再融资监管、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融资保证金最低比例由100%降低至80%等。

再融资门槛无效吗?

本文对比分析了1994～2003年期间,不同的配股和增发门槛下,进行配股和增发的公司累积超额回报率和会计经营业绩表现。研究发现,再融资公司股票的平均累积超额收益率与没有门槛时相比,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有显著提高,会计业绩也有所改善。在我国股票市场处于新兴和转轨阶段,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抑止“圈钱”行为,实现股票市场“发展、规范和市场承受能力高度统一”,以往的再融资门槛是必要和有效的。随着近年来合格投资者力量增强,可以考虑降低融资的财务指标门槛,放松发行规模和时机选择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