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再造：推进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

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地方层面和城市领域的具体实践,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状况将直接关乎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治理主体是城市治理中最能动、最关键的要素,治理主体的理念、素质和能力直接关系和决定着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加强城市治理主体再造是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和核心。准确分析我国城市治理主体存在的现实弊端,通过职能归位、授权和激活实现主体再造,建立多主体协同共治机制,是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再造与路径创新--以“赣南新妇女”运动为例

当前中西部农村的乡村文化建设面临诸多困境,严重阻碍了乡村社会发展的步伐。基于推动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江西省赣州市的“新妇女”运动开创了以家庭为组织载体的乡村文化建设实践,在留守群体日益成为乡村社会主体的背景下,通过赋予留守妇女群体以合法的体制性身份,实现社会的再组织化,再造了乡村文化建设的治理主体。在具体实践中,行政力量的外部引导、家庭事务的公共治理和村庄舆论的内部激活,可有效拓展村庄社会的自治实践,促进乡村文化建设的路径创新。“新妇女”运动不仅实现了乡村社会的内部动员,还推动了村庄治理主体的内部供给,激活了村庄内部活力和村庄发展动力,提升了自治水平,为基层社会有效治理和乡村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思考。

农村公共文化志愿服务主体再造——基于河南省Z村公共文化志愿服务的实践

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度强调标准化、均等化,忽视了农村的实际需求,与农村本土文化生活脱节。研究河南省Z村公共文化志愿服务发现,该村虽然是空心村,但却实现了公共文化志愿服务外来力量(社会组织)与内生力量(在地民众)的良性互动,在地民众通过个体生命治理、集体增能和社区赋权,成为本土公共文化志愿服务的主体,有效实现了从"送文化"到"种文化"的转化。

乡村治理秩序再造与国家回归——基于陕西省S村的讨论

城镇化是理解当前乡村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城镇化所带来的利益不仅激发了村庄活力,也可能导致乡村治理的失序与失灵。乡村治理失序是治理主体角色异化、治理规范缺失、村民—村干部—国家三者关系失衡甚至断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现代治理体系构建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背景下,国家回归乡村治理场域,通过制度设置、政策引导、规范下沉、监督体系完善等方式,发挥了兜底保障的功能,实现了乡村治理主体、治理规范和治理关系的再造,使乡村社会重归井然有序的治理状态,为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奠定了基础。

政府再造的三种范式及其选择

政府再造是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议题,而政府再造范式的研究则是这一议题的主要内容。通过系统梳理有关政府改革方面的文献,发现不同的政府改革理论存在本质关联,可将它们归入以界定为"制造一种产品的系统知识"的"技术"为标准划分得到的各种政府再造范式中,即组织再造范式、技术再造范式与混合再造范式。在综合库恩、奥斯本等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分别从再造目标、再造主体、再造理念、再造方式四个方面对这三种范式进行了阐述。进而认为,三种政府再造范式各有其优劣及适用领域,范式的选择必须综合考虑再造环境、再造结果、再造对象、再造环境的动态变化以及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实际情况。

基层治理结构转型研究——“再造—共治”的一个分析框架

转型社区在宏观经济差序格局中扮演了"传统农村"与"现代城市"的交织混合体,其处在基层治理转型、治理场域变革的节点之上。基于Z省S市B街道、J省S市Y街道两地转型社区的治理实践,对基层治理场域和治理主体结构进行了考察。经验研究表明,社会基层治理单元正在发生三个维度的深层嬗变:场域转换、主体再造与多元共治。治理场域迎来了空间、规则与资源的三重分野,作为治理主体结构性的背景,其转换的核心推力是政府主导下的"双轨城镇化"。伴随基层治理事务的繁杂化与精细化,现代治理理念向着多元化与协作化演进,在"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博弈共生的结构力量中,以"政治动员"为表征的科层治理始终处于权力三角关系的中心位置。纵向科层制治理结构体现了三重逻辑动机:资源配置、维稳、社会适应,但自从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社会个体的市场意识与契约精神逐渐形塑起来,完全的行政科层体制将难以适应"看不见"的"治理角落"。因此,在"行政科层制—市场契约制"双轨并行的治理主辅模式中,基于经济利益交换的市场行为已发展成为不容忽视的治理力量。与"政府—社区"行政科层治理体系相区别的是,"政府—市场—社区"的治理体系中市场治理的辅助力量往往渗透在科层制失灵的领域。研究以"准物业"为主体再造切入点,分析并理解传统的"政府—村庄",如何在现代"政府—社区"新治理场域转变过程中实践公共精神与契约精神相融合的"政府在场"的治理结构。在此逻辑下,"政府在场"成为贯穿市场力量引入、治理主体再造再到多元主体共治的"机制性"与"过程性"核心要素。立足于转型社区这一社会治理单元的转型载体,透视治理场域与治理主体之间的耦合关系,将"政府在场"在各个层面的细致逻辑充分地剥露出来。"政府在场"的核心观照指向"基层善治",从"再造"到"共治"的过程中,网格化成为基层新的社会治理策略。如何实现在"政府在场"底色场域中,网格化多元主体由"共治"到"善治",让治理主体在"多元善治"中充分激活基层自治精神,成为基层治理转型需要关注的显要论题。

广场舞女性参与者的主体性再造——以女性人类学的个体文化为中心

广场舞的主体参与者为中老年女性群体,早期是一种以健体、自娱为主要目的的室外群体舞蹈活动,如今已经融入农村地区传统的民俗活动中,具有群体性和自发性等特点。本研究以“女性视角”为切入点,运用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对广场舞女性参与者的主体性再造进行分析,深入探讨在广场舞这一社会性活动中,去掉对女性这一角色的刻板影响,着重强调女性的主体性以及个体价值,从而进行主体性再造。

村治主体的缺位与再造——以湖北省秭归县村落理事会为例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着治理主体缺位的村治困境,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村级组织自治功能弱化和内生性村治主体无法生成,使村庄自治事务处于管理真空状态。基于加强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湖北省秭归县的"幸福村落"创建活动开辟了以村落理事会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供给式的村治主体再造路径,具体从村治主体的治理单元、治理资源和治理规则三个方面展开再造。村落理事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通过构建在村精英的吸纳机制、村庄内部资源的调动机制以及民主协商积极性的激发机制,实现了村庄的良性治理,适应了农村社会非规则化、非格式化的特征,是应对村庄琐碎事务的扁平化治理机制。湖北省秭归县的村落理事会建设经验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改革提供了方向。

村民自治转型的路径差异及其解释——以宁海和秭归两地的模式为例

为了提高村庄治理绩效,村民自治的重心从选举转向了治理,不过村民自治的治理转型具有区域差异。基于对宁海与秭归经验的比较研究,发现两地面临着不同的村民自治困境,村民自治转型的路径也不相同。完善村民自治的治理机制要立足于村庄现状,否则就达不到治理效果。宁海农村主体在场,社会分化高,利益密集和任务密集,村民自治转型的方向是"民主政治再造";秭归农村主体缺场,社会分化低,利益稀薄和任务稀少,村民自治转型的方向是"村治主体再造"。区域比较的视角丰富了对村民自治的研究,村民自治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振兴研究——基于“多利农庄”田园综合体建设的田野调研

"田园综合体"是中央近年来提出的乡村振兴的新路径。基于田野调查,分析了田园综合体建设的基层实践逻辑及其产生的影响。通过盘活土地资源、"三进二带一出"模式、仪式性展演和空间多样化的具体方式,田园综合体建设实现了农业附加值增加、农业多功能化和村庄的再结构化等积极作用,但也需要注意其引发的排挤小农、乡村治理公共性的流失和集体利益的损害等问题。最后从"主体再造"的角度提出构建国家的引导机制、多方力量的监督机制、利益共享机制、长效预警机制以推动乡村振兴迈上新台阶。

论村民自治转型的东部与中西部差异——以宁海和秭归两地的模式为例

为了提高村庄治理绩效,村民自治的重心从选举转向了治理。东部农村和中西部农村面临着不同的村民自治困境,村民自治转型的路径也会不同,前者是"民主政治再造"模式,后者是"村治主体再造"模式。完善村民自治的治理机制要立足于村庄社会性质,否则就达不到治理效果。东部农村的村庄性质是主体在村、利益密集和任务密集,村民自治的方向是规范权力与民主分配;中西部农村的村庄性质是主体缺场、利益稀薄和任务稀少,村民自治的方向是组织建设与动员群众。区域比较的视角丰富了对村民自治的研究,村民自治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单位老旧小区改造困境及其治理策略——以湖北十堰市G企业家属区为例

单位老旧小区是转型期城市更新改造的重点,单位制的解体使老旧小区在改造过程中面临"治理缺失"的困境。以单位制为空间再生产的影响因素,结合案例对制度变迁过程中老旧小区的现状问题和治理困境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突破老旧小区改造困境的有效机制:空间正义价值竞争引导为前置条件,原单位返场与政府合作为主导,社区主体再造与动员式治理为策略。在旧区改造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双重背景下,以原单位返场作为政府和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纽带,依托单位基层组织重塑社区主体性和居民自组织性,提高居民参与老旧社区改造的能力和动力,搭建协商平台以实现空间再生产的公平和正义。

对外话语叙事中的具身策略:源起、实践与未来进路

具身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基本模式,早期广泛存在于人们的阅读实践活动、社会交往活动和日常消费活动中,具有典型的在活动中唤起身体意识和形成价值观念的特征。当前媒介实践正在通过制造身体在场、吸引精神参与和身体在场展演等方式创新着对外传播的叙事策略。不过,在当前世界格局中,单边主义者以及霸权主义者以“他者意识”赋予中国以“身体束缚”、安全威胁和道德贬低的角色,进而制造离身实践。这就要求我们的对外话语叙事中更加强化具身策略,以场景式叙事、参与式叙事和想象型叙事塑造美丽、美好和梦想,制造流行,吸引身体参与,营造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与村庄治理现代化提升路径

农地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线索,宅基地“三权分置”革新了宅基地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效率,同时再造了乡村主体。所有权的具体明晰凝聚了村民的主体意识,资格权的期权逻辑重塑了乡村的内源主体,使用权的限制放松吸引来村庄的外源精英。乡村主体再造作为宅基地“三权分置”与村庄治理的中介,将宅基地“三权分置”的作用力向村庄治理传递,新主体从关系嵌入、要素嵌入、权力嵌入三个维度参与村庄治理。基于其作用机制,探索出“搭建多元主体治理框架、推进治理工具契约化、推进治理知识现代化、谨防‘资本—权力’共谋博弈”的四条村庄治理现代化提升路径。

以人的发展实现可持续脱贫——走向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

以人的发展实现可持续脱贫是在新发展阶段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从主体视角反思贫困,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主体性缺失的原因,并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反贫困的重要主体和最终目标,为实现可持续脱贫指明了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模式同样将贫困人群看作扶贫行动的主体,在社会行动中重塑贫困者的主体性,通过主体再造实现自我发展,从而形成脱贫的内生动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是中国的宝贵经验和超越资本现代性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体现,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遵循。

国家助推“三治融合”的路径与机制:基于四川中心村的考察

"三治融合"的关键在于农村主体性再造。农村治理资源不足需要国家赋权和增能。在国家力量与农村主体性之间维持恰当平衡,真正发挥治理主体的内在力量和作用,需要国家项目支撑与党建赋能、选择性激励以及公共空间打造密切结合。国家力量表现的是助推,助推目的就是农村主体性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