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资源再配置效应

现有文献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判断存在争议。该文在考虑三次产业要素产出弹性可变的基础上,重新测算了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中的资源再配置效应。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资源再配置效应始终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由于产业间要素边际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未来中国经济依然可以从产业结构变迁中获得巨大收益。

要素再配置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

文章构建了一个部门间要素边际生产率存在差异的二元经济模型,探讨要素再配置效应的测算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1990—2012年的要素再配置效应变动趋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要素再配置效应是存在的,且呈波动上升的趋势,其波动态势与宏观经济波动走势基本一致。在要素再配置效应中,劳动力再配置效应的波动态势与要素再配置效应的波动态势基本吻合,在考察期大多数年份,其对要素再配置效应具有正向贡献,并在要素再配置效应中起到了主导和支配作用。资本再配置效应呈先升后趋稳定的态势,其对要素再配置效应的贡献较小或渐趋消失。

服务业FDI对产业生产率影响及要素再配置效应

本文构建了一个服务业FDI影响该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理论模型,并利用面板模型检验了中国服务业FDI对该产业各行业劳动生产率所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服务业FDI可以通过带动劳动力要素的重新配置产生＂结构红利＂效应,提升了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但是效果微弱;在分样本讨论中,本文发现生活性服务业的要素再配置效应不再显著,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劳动力要素在产业行业间存在着一定的错配现象,导致生产要素的＂再配置效应＂低下;另一方面说明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效率提升空间。

区域经济增长的要素再配置效应研究——以甘肃为例

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生产效率的提高,发挥市场在区域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优化产业结构是提升生产效率的关键。区域要素在不同边际产出的部门间流动能够促进整体生产率的提升,由此带来的"结构红利"可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基于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实证检验了甘肃省经济增长中的要素再配置效应。计算结果发现:(1)大多数年份的要素再配置作用并不明显,劳动要素的流动性不强是其主要原因,第一产业需要转移的劳动较多;(2)第二产业存在资本挤出劳动的现象,同时受制于资本边际产出递减规律的影响,工业增长明显放缓。因此,完善劳动要素的流动机制,加强其技能培训,引导资本要素的投资方向将成为今后甘肃省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核算方法的新构建

文章以不受模型特殊假定,结果较为稳定的增长核算框架为基础,越过对各部门要素产出弹性系数的估算,结合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构建一种优化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的核算方法,实现核算结果的唯一性与精确性。结果表明,2003-2015年整体上中国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贡献较为微弱,甚至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回落。但分行业看,除了第一产业的影响方向始终为负,工业、建筑业以及第三产业中6大行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起到明显提高作用,尤其是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逐渐明朗化与增加态势,可以预见在未来劳动力资源禀赋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劳动资源配置效应仍是中国经济未来的重要增长源泉之一。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变迁及其资源再配置效应——基于西部大开发以来甘肃经验的实证分析

西部大开发以来甘肃产业结构在波动中以低于全国、西部总体水平的速度进行高级化变迁,并保持了高于全国和西部水平的产业结构偏离度。采用转换-份额模型对西部大开发以来甘肃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构效应进行分解,发现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低于全国和西部地区水平,说明甘肃在西部大开发中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第二产业资源再配置效应小于第三产业的事实,以及低于西部和全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说明甘肃需要促进工业部门的规模和效率以带动整体经济效率提升。

国外关于要素再配置效应的度量方法述评

简要介绍了要素再配置的内涵和存在前提,并重点介绍和说明了国外关于要素再配置效应的度量方法及其各自的适用条件,以期为国内学者今后开展相关研究提供方法上的参考和借鉴。

浙江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应

本文测算了浙江省1978-2015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变动趋势,并运用总量生产函数,通过分解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了各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应,及劳动力转移对总量劳动生产率和产出增长率的贡献。研究发现:(1)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来看,浙江省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进程均快于全国水平;(2)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总量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为14.83%,其中劳动力再配置的贡献率为22.36%;(3)分阶段来看,农业与非农劳动生产率差异越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越快,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应越显著;劳动力转移的质量也影响其再配置效应。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相关数据,运用Syrquin的方法分解总量生产率和总量生产函数分解TFP,测算了江苏省1978——2008年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总量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发现:在此期间,农业劳动力转移对总量生产率的贡献为1.93%,其中在第一阶段(1978-1989年)为3.04%,高于第二阶段(1992——2008年)的2.11%,说明劳动力在后一阶段转移速度变慢;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0.53%,贡献率为4.71%;以上结果表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对省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FDI流入、要素再配置效应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基于分行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服务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对2004-2012年间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效应进行测算和分析。发现服务业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的行业异质性,且资本、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贡献效应偏低。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FDI通过资本要素再配置效应对中国服务业产生显著的正向生产率溢出;而劳动力要素在服务部门间配置的扭曲使得服务业FDI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并不显著。此外,研发创新并没有推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人力资本也没有起到其应有的强化吸收能力作用。

湖南省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再配置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1978—2008年湖南省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数据,从总量生产函数入手,通过分解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了湖南省31年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发现:在样本期间农村劳动力从低边际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具备高边际生产率的现代非农业部门引致的资源配置效应为0.90%,对总量劳动力生产率和GDP增长率的贡献分别达到了7.85%和10.93%。显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区域经济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中国服务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与资源再配置效应——与制造业企业相同吗?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企业调查数据,运用半参数的LP方法测算了中国服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进一步考察了服务业TFP的资源再配置效应。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企业TFP总体上呈现上升态势;不同类型企业和行业的TFP水平及增长率存在较大差异。TFP分解后发现,中国服务业TFP的增长主要是靠外部市场需求和企业自身进步同时拉动的;但劳动力资源产生了误置,且国有化程度越高的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的资源再配置效应越差。与制造业企业的比较显示:中国服务企业的规模、TFP水平和增长率普遍偏低;总体上服务企业间的再配置效应优于制造业企业,但再配置效应在各服务行业上表现出更强的异质性。

经济增长中资本与劳动力的再配置结构效应

在经济发展中,生产要素的再配置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构成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本文对钱纳里和赛尔奎因产业结构理论去工业化阶段分析的不足进行补充,测算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9个样本国家经济增长中劳动力和资本的再配置效应,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完整的工业化和去工业化进程的要素再配置结构效应模型。研究发现:(1)在工业化阶段,再配置效应的变化趋势与钱纳里和赛尔奎因所构建的变化模式一致,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出现了再配置效应逐渐上升的情况,并且劳动力再配置效应远高于资本的再配置效应。(2)在去工业化阶段,要素再配置效应出现了逐渐下降的趋势,但再配置效应依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这一阶段中,资本的再配置效应超越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成为了再配置效应的主体。(3)现代发达服务经济体中,产业结构基本稳定,要素再配置效应的来源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增量结构的变化,此时资本的结构变化更有效率。

生产率增长与要素再配置效应：中国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跨产业面板数据,对1985—2007年中国经济总体和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和要素再配置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和评估,并剖析了影响要素再配置效应的主要因素。本文分析和论证了:(1)无论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还是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都得出相似的结果,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经历了改革后到1993年的剧烈波动,在1993—2007年期间出现下降趋势。(2)要素再配置效应作为生产率增长的一个来源,在改革后的表现差强人意,在经济总体6部门和工业部门都表现为要素再配置的贡献效应较低。劳动要素的结构变化伴随着经济6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但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为负值。(3)工业部门和经济总体的资本生产率再配置效应均为负数。(4)由于部门内部要素配置的不合理和要素在部门间配置的扭曲造成要素总配置效应较小,表明中国要素配置对生产率的贡献效应仍有较大的空间,说明继续完善市场机制,纠正资源配置扭曲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我国商业信用的资源再配置效应与强制性特征——基于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商业信用的资源再配置假说认为,商业信用可实现银行信贷资金的再配置,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2004—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为基础,对我国商业信用的资源配置效应以及恶意拖欠基础上的强制性信用特征进行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我国,获取更多银行信贷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不仅未能提供更多商业信用,反而获取了更多商业信用,而市场势力的存在可能是导致这一配置结果的扭曲性因素;拥有更多应收账款的企业倾向于扩大应付账款规模,从而使企业间债务关系呈现出较强的"三角债"趋势。此外,与出口企业相比,产品内销企业在商业信用的供给中面临着更多的坏账损失风险。这说明我国商业信用的产生具有显著的恶意拖欠特征与违约风险。我国的商业信用不仅未能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反而增大了市场的交易费用和运行风险。

中国金融发展的生产率增长和要素再配置效应——基于省区市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广义矩估计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1997～2011年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实证研究发现，金融中介规模扩张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中间渠道具有负向影响，金融效率提升和结构改善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技术效率作用于生产率增长，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金融发展促进生产率提高的中间渠道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来源不匹配，因此政策上要着力引导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协同发展。金融发展的要素再配置效应较弱，尤其是对资本生产率的再配置效应影响为负，这可能源于资本总量的软约束和结构的刚性约束，同时国有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对贷款分配的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也制约了金融效率的提升，影响了金融发展的要素再配置效率。金融发展对劳动生产率的正向再配置效应显示了市场化的金融变革方向和普惠制的金融发展取向的重要意义。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应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本文运用总量生产函数，通过分解全要素生产率，以湖北省为例，估算了湖北省1990～2012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驱动力在于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增长效应还具有明显的时间和产业异质性特征。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资源再配置效应

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和完善的交通运输体系有助于生产要素区间自由流动、经济空间格局优化重塑和共同富裕扎实推进。本文通过匹配交通基础设施、地理空间矢量、工业企业数据,从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视角全面考察了中国交通运输体系主干力量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普通铁路、民用机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研究发现:(1)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存在资源再配置效应。高速铁路对城市资源配置的提升效应约为3.10%,高速公路对城市资源配置的扭曲作用高达2.14%,普通铁路和民用航空作用不显著或不稳健;(2)中国交通基础设施通过要素流动、市场准入、生产转移三种机制影响城市资源再配置效率。中国正从“交通大国”迈向“交通强国”,本研究从学理上揭示了交通基础设施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效果和机制,有助于通过优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交通强国建设,还有助于挖掘其资源再配置效应,同时发挥“有形之路”和“无形之手”的作用,助力建设现代化强国和共同富裕美好社会。

国有工业企业资本再配置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赛尔奎因资源总配置效应模型,根据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2006-2011年39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测算分析了资本要素再配置效应。研究表明:①资本生产率再配置效应水平较低,但2006年以来,效应值呈逐年增长的趋势;②资本再配置效应对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较小。因此,应继续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与市场化进程,优化资本要素在行业间的配置。

货币政策、所有制差异与商业信用再配置——兼论新常态背景下供给侧治理的微观路径

以2007年～2013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商业信用再配置行为在新常态下的存在性、异质性及其演变逻辑，并以所有制差异为视角，揭示了货币政策对再配置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实证发现：与经济高速增长期不同，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呈现出比民营企业更强的再配置意愿，国企更大程度上推动了资本要素在微观主体之间的结构性再平衡；宽松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再配置意愿的强化效应高于民企，鉴于国有企业的融资比较优势，上述异质性提升效应意味着全社会资金再分配成本有所降低、资本要素在微观主体之间再平衡的效率有所提升。本文为理解新常态下的企业财务行为决策及其政策协调性、理解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企业通过财务决策来优化要素配置效率的能动性及其政策联动性提供了研究视角和分析逻辑，也为分析货币政策对供给侧微观治理的影响及优化政策评价机制提供了实证参考。